中文78周羽强从高考回想起的那些岁月
□周羽强
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以“全国高校招生会议提出今年招生意见”为题，向全国人民宣布了“恢复高考”这一重大消息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居然还能参加高考。
时光回到年，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运动爆发，那年我小学毕业，时年12周岁。因为停课闹革命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不再正常招生。学业戛然中止，内心有些失落，按我的学习成绩应该能考上初中的。
再回溯到年，那年正是国家三年“自然灾害”的始年。我还未满六周岁，就被幼儿园老师认为比较听话而送入小学（其实是顶了一个低能儿的缺）。我懵里懵懂地就成了小学生。
依稀记得，上学的前夜，妈妈给我缝了个抽绳书包，又翻出大姐穿旧的大襟上衣和一双花面布鞋叫我穿上。这份穿着很不着调，引得路人猜测，这小*头是男孩还是女孩？
班级同学中我年龄最小，加上营养不良而瘦小孱弱，经常遭同学的欺负。看别人从口袋里掏出土豆、芋头之类炫耀，我只能呆呆地望着，任馋涎流出嘴角。
饥饿是那样的不堪忍受，记忆至今都无法抹去。我最害怕冬季，冰雪天缺衣少粮，时常饥肠辘辘，浑身发抖。手脚被冻僵，还长出红肿的冻疮，上厕所裤帶解不开，考试时笔也拿不住。我喜欢夏天，长长的暑假里，只需要一条短裤衩就能外出疯玩。上树捉鸟、下河游泳、饿了到农民的地里偷挖番薯吃，渴了就喝井里的凉水。
那个年代，生存不容易，吃饱穿暖是一种奢望。
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眼望四周阳光照；小小少年，没有吃饱，他的烦恼增加了。这是德国电影《英俊少年》中的一首插曲，我改一下词就像极了我的少年时代。
饥饿限制了上进的想象力，小学二年级时我差点就要留级，直到老师来家访警告，这才惊醒了我心智。给我最大推动的一件事发生在年3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主席的题词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，报上又连续发表了《雷锋日记》。幼小的心灵中突然驻入了一个完美的榜样。我开始摹仿写日记，寻找做好事的机会。家附近有一座横跨苕溪的拱型通济桥，看到拉双轮车的工人上坡很不容易，我就在车后当推手，用尽吃奶的力气把车推上桥顶，然后望着双轮车飞快地下坡。当做好事的日记被写上学校黑板报并被班主任表扬时，我内心得到很大的满足。做好人好事的那种荣誉感瞬间就萌发了（长大后才明白，好孩子是大人夸出来的）。
进入到五、六年级的时候，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，我的学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连续两年当上了班级的学习委员。
按正常情况，年的小升初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，人生无常，上学无望。
从下半年到上半年，近三年辍学在家，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动荡。从最初的大字报铺天盖地、大辩论唇枪舌剑到大批斗血雨腥风，从造反有理、抄家游街到打倒走资派，从文攻武卫、荷枪实弹到两派开战、横尸街头。刚从小学出来的我，只觉得“革命”眼花撩乱，“造反”惨无人道。我和一群看热闹的屁孩一起，快乐地穿梭在马路小巷，把拾捡来的传单去四处散发，把宣传栏上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撕下来，拿回家当引火柴烧。
然而，有一次差点闯祸。我们正在揭大字报，突遇几个造反派，将我们仨按倒在地，说我们是“红暴会”派出的小特务。不容分说，我们被死拉活拽地关进“省联总”总部（余杭工人文化宫）的一个小房间里。门被反锁了，好在有窗，我们趁天色渐暗没人注意，从窗口爬出，逃之夭夭。
当武斗发生时，会听到密集的枪声。无知而无畏的我们，这时候却做着一件非常冒险的事，就是去现场寻捡留下的子弹壳。小伙伴中谁收集得多，谁就牛叉。后来发现解放*的打靶场也有弹壳可捡，我们的子弹壳越积越多，然后把打子弹壳作为输赢的游戏玩。我的投掷技术不错(用自己的子弹壳击中二、三米远的对方子弹壳），赢得“腰缠万贯”，洋洋得意。
直到有一天，老实厚道、对*忠心耿耿的父亲（手工业联社的负责人）也被“炮轰”“火烧”，并上台陪斗。那段时间，全家蒙羞，父亲沉默着不说话，日子过得很沉闷。我这才觉得“革命”不好玩了。
回想起来，“文革”让我们停学在家，耽误了上学的时光。但是，离校三年的社会生活，却又让我得到另样的人生历练。
我家是城镇居民户，全家有奶奶、爸妈和兄弟姐妹八口人，因为父母的工资收入不高，养活全家也是相当不易。14岁的哥和12岁的我，自然成了家庭中的新生劳动力。
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我们租借了一个菜园子（估摸有二、三百平方米）。一年四季，暑往寒来春复秋，我们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种植各种当季蔬菜瓜果，从育苗到施肥浇水、从治虫到做草人驱鸟，俨然似两个菜农。一茬又一茬的种植物成熟收获，不仅为家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蔬菜和食物，还能在镇上小菜场里出售我们的农产品。这样做时常会被“红袖章”驱赶，好在我们没有固定摊位，打一枪换个地方，避免了被没收的风险。
不光是种菜，我们还养鸡、养鸭、养猪，摸螺蛳、挖河蚌、抓青蛙，但凡可以果腹或卖钱的东西都不会放过。收获虽有，但也遇到过不小危险。有一次去苕溪和内河相连的水闸处摸鱼，此处水深二、三米。我一个猛子扎下去，突然感觉有一股暗流把我冲进闸底，一时心慌，以为被溺水*缠身了，身子怎么也浮不出水面，幸运的是我在水下摸到了木制闸板，用力攀上才出了水面。假如没有这块闸板，小命儿就呜呼了……
当时在镇上有各种各样的“小工”可做（一天能挣一元左右的钱），如挑沙，挖土方，搬窑烧砖、搓扫帚丝等等。
记得有年酷夏，我和小伙伴一起去一家酿酒厂检验酒甏。大批的空酒甏堆成小山一样，我们赤脚在滚烫的缸甏上敲敲打打，根据声音判断，找出破甏，然后移挪出来作为计件劳务报酬。没想到这是份有技术含量的活，我在“甏山”上一脚没踩稳，造成酒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，人也随之滚落，连摔了几个跟头。人受点皮肉伤倒是无妨，摔破的酒甏可是要赔钱的。
这活没法干了，但还得解决赔钱的问题。管事的工头给我一副水桶，叫我去百米远的运河挑水，把百来斤的河水倒进装有60度白酒的大酒缸里，稀释至30度左右。这是体力加酒力的活，兑水少了，酒精度数偏高，兑水多了，酒精度偏低，全凭舔尝几口作判断。反复几次下来，酒劲上头，人已跌跌撞撞，哪还有力气再去挑水。（从那个经历中，我知道自己天生不会喝酒。）
余杭南湖有个水稻良种场，每到“双抢”季节，就会招募镇上的闲散人员去割稻插秧，我也参加过类似“雇工”的队伍，去挣点辛苦钱。起早摸黑、挥汗似雨，为了赶进度，一不小心镰刀割了左手食指，血流如注，这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。
经历过多种“小工”后，我觉得自己的小身板确实不行，体力劳动绝不是强项。我盘算着人生要有一技之长才能有点出息。于是，厨师、理发师、摄影师进入我的视线。
梦想萌发后，就千方百计地去接近熟悉这些个行业。首先我买了一套手工理发工具，逮着几个小伙伴就作免费试验。光头、平头、西发，无师自通地驾轻就熟，竟然有了点小名气。再买了一本杭州名菜小书，依样画葫芦，过年时在家里做出了西湖醋鱼、糖醋排骨等高档菜肴，父母很惊讶，直夸我有当厨子的潜质。照相机自然是买不起的，我只能偶尔借或租用一下，光圈、速度、聚焦，认真琢磨操作下来，很快找到了感觉。挣的钱不多，我却敢去文具店买胶卷，照像纸、显影、定影剂，在红布包裹的红色暗室里，洗印、放大照片。我自信地认为，当我有钱了，我成为摄影师是完全可能的。
其时，一个更大的梦想在我脑海里浮现……
“文革”初期，余杭中学的图书馆被红卫兵抢劫一空，很多图书流失民间，我哥也收罗了一些藏在床下。我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欣喜不已，只要有点时间就悄悄躲在杂物间里看小说。奥斯特洛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、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、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等等，一本接一本看，仿佛进入了文学的大宫殿，一天不看小说就*不守舍。
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自传小说《我的大学》。高尔基中学辍学，没有上过大学。我似乎找到自己的对标，高尔基能够成为苏联伟大的文学家，我是否也可以做做文学梦？
当然，那时我理解的文学就是小说，而小说不就是虚构故事吗？
于是，我开始给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们讲故事。起始是讲一些自己看过的或道听途说的侦探故事，以主人公自杀还是它杀作悬念，慢慢地分枝散叶，设下重重疑点，吊足了听众的胃口；有些故事有原小说的基础，再作些适当发挥，分成几个章回娓娓道来；有些故事属于即兴创作，往往只有噱头开场，而没有合理收关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成了小伙伴们心目中的故事大王。夏夜纳凉，我被孩子、大人们围绕着、催促着、伺候着，天天开讲连续剧。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平时要做的一些体力杂活（如挑水劈柴之类）就由忠实听众自愿代劳了。
我有点小小的创作冲动，心里暗自思忖，我或许能成为一个“说书人”。为了讲更多的故事，我四处借书阅读，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涉猎，虽囫囵吞枣，却锻练了短暂强记的能力。
那几年，尽管物质生活贫乏，但我的精神生活还是很充实的。颇有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看小说书”的快乐。
年（本该我初中毕业），被称为“新三届”的小学毕业生一起进入了初中年级。当时的班级是以部队连排编制，我所在的班是“二连一排”。
在校期间，思想*治课放在首位，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（最高指示）。每周开“学习讲用会”必须人人发言，于是学会了写“新八股”的套路文章。在“三忠于”“四无限”的口号下，我们唱忠心歌，跳忠字舞，不经意间，我学会了很多歌舞节目，被选进了学校的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，除了当舞蹈演员，还学习二胡、小提琴、杨琴等多种乐器。我们经常上街、下乡，甚至去部队演出。我觉得自己对文艺很有兴趣，算是个有文艺细胞的人。
年的冬天，余杭县东风越剧团（当时已改名为“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）来学校招收演员。经过初试、复试几轮考核，我居然被选中进入县剧团。这可是一份有正式身份的工作（县里特批演员指标），众人羡慕不已，我自然喜出望外。
如果没有意外，我将在县剧团里实习一年，然后开启我的演艺生涯。
“文革”前的县剧团是女子越剧团，在打倒封资修的浪潮中，越剧被迫停演。取而代之的是演京剧“革命样板戏”（所谓八亿人八个样板戏）。剧团从唱越剧改为唱京剧，本身难度很大，而且严重缺少男演员。当时的口号是“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上”，有如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一样的豪迈。
我们新进入剧团的几个小演员很被重视，但更被折磨。文戏、武戏一起训练，所谓：四功五法，即“唱念做打，手眼身法步”。毕竟是十五岁的体弱少年，对这些严格的功课训练实在是不太适应。清晨五点起床，在剧团后面空地上吊嗓子，午后在小排练厅练武功（称为“毯子功”）。记得练过拉霸、云手、踢腿、小翻、空翻、窜毛、抢背等戏曲武功。剧团也真是揠苗助长，想用最短时间把我们训练成文武小生。
几个月后，我就上了舞台，在京剧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中充任*子乙、新四*战士甲等龙套。
意外还是发生了。
在《沙家浜》第九场“奔袭”中，新四*战士数人要弹跳（窜毛加抢背）翻越一道围墙。我排第二个跳跃，动作正常发挥，越过围墙肩背落地。岂知，我还未起身，后面的战士提前了两秒钟跳跃进来，一头撞在我的背部，我大叫一声，瞬间倒地不起
戏还没演完，第十场“聚歼”的音乐骤响，我侧躺在侧条幕内，感觉呼吸就要停止了！
医院，x光片显示脊椎轻度挫伤，左肩背部严重内出血，所幸没有瘫痪的危险。卧床休息两天后，我请病假回家，妈妈看我背部大面积的乌青和隆起的大肿块，瞬时眼泪流下：“儿呀，你不是当戏子的命，赶紧辞了回家吧！”
母命不可违，尽管我内心十分犹豫，但还是打了报告申请离开剧团。临别时，我恋恋不舍，流泪辞别。我的指导老师说，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，当个好演员真的是要千锤百炼的。这话千真万确，但我当了逃兵。
重返学校已是年的夏季，城镇户籍的初中毕业生正面临“四个面向”的分配（农村户籍的同学回乡）。和年的初中、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有所不同，70届的初中毕业生有面向工厂、农村、边疆和建设兵团的不同分配名额。
年9月初中毕业，前排左一为本人。
我选择去边疆，主动报名要求去黑龙江和内蒙古接壤的大兴安岭地区当林业工人。
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……”《沁园春·雪》让我心旌荡漾，小说《林海雪原》的场景也让我心驰神往。我哥哥在下乡当知青不久便参*到了部队，为了支持我去天寒地冻的北方，他从部队寄来一条绿色*用毛毯。行装都准备好了，只等出发的号令。
然而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我妈背着我找了学校工宣队长，说我家已有下乡的大儿子，并且还是*属，是否可以考虑就近分配去浙江建设兵团。领导果真听进去了，在分配去大兴安岭的名单里划掉了我的名字。向往幻灭，我真的很失落。说好一起去的几位同学，甚为我遗憾，有的还讥笑我太软弱、太没有主见了。
接下来就只能选择去建设兵团当战士了。“兵团”的名字很好听，我们都以为是有部队编制的准*人队伍，所以报名的人很多。有一天，一位穿*大衣的领导来学校动员并介绍了兵团的建制和工作待遇情况，听了后才知道，所谓的兵团是解放*裁*后，组建的半*事化的农垦农场。即将成为兵团新战士的我们，要去的地方是萧山瓜沥，主要的使命是围海造田。
会上这位*官还发布了一个消息：浙江兵团即将组建全省最大的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，他希望有文艺才能的学生积极报名，通过考核后可以成为兵团的文艺战士。
因有在县剧团当演员和学小提琴的经历，我就大胆地报了名。几天后，学校通知我去浙江建设兵团总部（杭州小车桥大院，国民*陆*监狱原址，现在是望湖宾馆）面试。院子里挤满一大群文艺青年，声乐组、舞蹈组、器乐组分几个场地考试。我报的是器乐组，看到报考的大都是二胡、笛子、琵琶之类，而我是小提琴。记得测试是拉一首自选曲和一首指定曲（《我的祖国》）。考完后，老师说：“你填张表，是否录取会发通知给你学校的。”
从老师平静的脸色上看，我感觉录取可能有点悬。
在家等待通知有点心焦，眼看着分配去兵团的同学马上要出发了。我有点纳闷，怎么就没个确切的消息呢？
接下来热热闹闹地送走去边疆的同学，又送走去兵团的同学。我形单影只，不知去向。我妈妈宽慰我：“兵团宣传队不录取也好，你就在家做待业青年吧。”
我只能去学校向领导问情况，工宣队长是位从部队转业到工厂的干部，他笑呵呵地对我说，我们商量过了，兵团就不让你去了，你留校待分配。我顿时诧异，“待分配”是啥意思呀？
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，我的初中班主任唐亦振老师来我家，（碰巧我不在家）他和我妈妈说了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。
此事，是接县文教局的通知，余杭中学立马要开办一个高中班（仅一个）。经严挑细选，我已被选中进入高中班。原因有三：一是家庭*治条件好；二是本人学习成绩好；三是有文艺才能。唐老师说，兵团文宣队已经录用了，但本校也有文宣队，且急需文艺骨干，推选上高中就不必去建设兵团了。
原来如此。然而我并不开心，明明可以走上自食其力的工作岗位了，却不经我同意，硬是被关闭在校园里（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希望离开学校去社会自由飞翔）。但老师和我妈的意见高度一致：大意是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。现在想来，这是我人生命运的一次转折。
年初至年末，作为全校唯一的一个高中班，我们的成长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（配备了最有水平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）。也就是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书，像模像样地学工、学农、学*。每学期都有期中和期末考试，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被人羡慕而受到尊重。我担任了语文课代表和班级文艺委员，各科成绩（除了英语）都在优秀之列。有了比较好的学习氛围和老师的鼓励，我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。
年上高中时。
年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。一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到达北京。基辛格的首次访华“7·16”公告的发表，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阶段。二是年9月13日，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外逃叛国，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，机毁人亡。“9.13”事件，客观上宣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。此后，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叶剑英主持*委日常工作，各方面工作开始出现转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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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。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《联合公报》，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。当时的说法是“小球带动大球”。那年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，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。
为什么在这里说中国和美国、日本交好的事？因为印象特别深刻。我有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，这是我通过学习辩证法（高中有*治课）得到的哲学启蒙，我领悟世界万物都是在变化中的，好事、坏事都会随着内因和外因的变化而变化。曾经的敌人也可以和谈，从而化危为机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。我感觉到国家的对外方针*策正在发生积极变化，我们年轻人是否迎来了好时代？
转眼到了年底，我又面临高中毕业分配的关口。那时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*策还在执行中，毕业后去插队落户的概率依然很大。记得一群城镇户口的同学，在晚自修时议论毕业后的出路时，情绪有些低落，有人说了句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不料，话被传了出去，差点被当作反动分子看待。可见当时阶级斗争的观念还是很强的。
人生就是这样，当你对前途不抱有希望的时候，生活往往会给你意外的惊喜。毕业前夕，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。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市（含市属县）择优招收届高中毕业生名，担任中学实习老师（时称小老师）。
年12月，后排右三为本人。
说来也是事出有因。
从年中断了高考，到年恢复中学招生，各大中学几乎没有新入职的教师，师资队伍已是青*不接。杭州市决定从“文革”中的首届高中班中选拔家庭出身好、学习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，虽说是权宜之计，但确也是用心良苦。
幸运之神降临，我将成为一名中学教师。上山下乡的担忧云开雾散。
由于当时全国“事业编制”冻结，“小老师”只能以“公办代课教师”的身份任教。一年实习下来，还是等不到编制，导致大家情绪不稳，曾集体到“市革委会”门口静坐，要求重新安排正式工作。有关部门迫于无奈，答应不想当老师的人可以分配去工厂。当时产业工人远比中学教师吃香，所以大多数人兴高采烈弃教投工，成为工厂的正式工。也有一部分人愿意继续任教，等待正式编制的下达，我是其中之一。
就这样，从年春到年秋，我做了六年的中学教师。正式编制硬是没等到，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恢复高考的惊喜！
年，在任教的中学校园。
高考的消息如同晴天一声响惊雷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考？还是不考？人生道路的选择题放在了眼前。心乱一阵之后，我给自己作了权衡：不考，因为我是城镇户口，已经有了稳定的教师工作（每月工资32元外加粮贴1.5元），属于中等收入人群了。况且我在学校很受领导重视，学生也非常喜欢我的讲课，假以时日，入*转干升职，前程可期。要考，因为我想改变当教师的职业。
为什么要改变教师职业呢？说来是有缘由的：初中时的我被选去县剧团当小演员。因为天天吊嗓加上发声方法不对，以致咽喉部经常发生化脓炎症。有一次竟然持续多天高烧而失声。由此落下个慢性咽喉炎及声带息肉结节的顽症，只要连续说话或唱歌半小时以上，我的咽喉部就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干涩和疼痛，继而声音嘶哑、音量变小。
当了教师后，因为用嗓太多，咽喉炎症一直没能治愈。当老师没有一个响亮的嗓音，那真叫一个痛苦。我想如能考上大学，我就可以改行不当老师了。当然，上大学不仅可以改变职业而且是光宗耀祖、出人头地的事，虚荣心也强烈诱惑着我。
记得是年11月的下旬，高考报名后，要参加文化水平测试（初试），考试的科目就语文数学两门。在此之前的一个月，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““中学语文老师文化素质测试”，在那次考试中，得了余杭区(县属区)第一名，这给了我一种必胜的信心。几乎没有什么准备，就进入了高考初试的考场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复试名单下来（并没有公布分数），我的名字居然出现在考区的榜首，我着实有点得意，内心充满“金榜题名”的期待。
年秋，在苕溪岸上。
年12月15日，全省高考正式开始，我第二次走进考场。如今已经记不清*治、数学、史地的题目了，只记得语文的作文题《路》。是写记叙文呢，还是写议论文？来回推敲时间已过半，我还在琢磨这是条“实路”还是“虚路”？
“世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”在脑海里挥之不去，于是就往议论文的方向走，自圆其说地讲道理，兜兜转转凑字数。
铃声响了，结论来不及写完就被收卷了。最有把握的语文可能让自己失望，最担心的是上不了分数线，我这个所谓的“中学语文老师”的面子往哪里搁？
世上总有喜出望外的意外，几周后参加高考组织工作的一位同事悄悄地告诉我：“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”我心里一阵狂跳：“先听坏消息吧。”对方说：“因为你在报考材料上填的职业是中学教师，所以县里的*策解释，你只能录取师范类院校的志愿。”“那么好消息呢？”我问：“恭喜你，已经进入录取大名单了，但是还有20%的淘汰率。”我心里又高兴又担心。之前我的志愿里没有填任何师范的院校，会不会就在20%淘汰率里了呢？
我了解的淘汰规则是：*审通不过、体检通不过以及成绩够不上所选学校或志愿。还真的不知道公办教师只能报师范类学校的*策规定。事实上“公办代课教师”就是个语义矛盾的名词。两个定语，说“公办”就是正式教师，说“代课”就是非公办教师。我在报名表上填的“中学教师”就是希望没有歧义（自认为我是公办教师）。
事后，我去县文教局讨说法。一位管人事的干部翻了下全县教师名册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的个人档案都在文教局的名册里，这说明你是公办教师啊。”我说：“代课教师又作何解释呢？”对方回答：“现在上面暂时没给事业编制，所以叫公办代课教师，这样的教师不同于民办教师，工资是县财*发的，人员是不能流失的。”
“公办代课教师”，真是一个时代的奇葩，一个多么让人费解的身份啊！我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！
年的寒假里，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。
没有“中举”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在学校里学生看我的眼光也有点异样，在同学朋友间，有一些善意的劝慰：你成绩是好的，只是志愿没填好，明年再考吧。
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。
迷茫无助的时刻，我只有向妈妈倾诉。妈妈没有上过一天学，但她的智力和处事能力远胜于一般有文化的人。我和妈说，我只能考师范，毕业后还是当老师，再说上大学期间是没有工资收入的，还要家庭负责生活费。妈妈呵呵一笑：“你考上大学了我可以再养你，考师范不是蛮好嘛，毕业了说不定你会在大学当老师，我担心的是你考不上呢！”妈妈轻轻松松的几句话，我感觉出了其中的分量。
仅过半年，年《全国高校招生意见》发布，全国统一高考的日期定在7月20日至7月22日举行。我决定再一次上高考试场。
年的高考已经有了全国统一的*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史地等科目的复习提纲，虽然内容浩瀚，但有范围划定，知识要点明晰。我的有利条件是，年的上半年，学校领导决定让我担任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，也就是说，我将负责高中毕业班最后一个学期的复习考试，同时迎接高考。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学生一起复习考大学，其实是有很大压力的。虽然心里暗暗下了再上考场的决心，但我还不公开声称一定会参加高考，故作潇洒，给自己留点余地。
就这样，我白天在学校给学生复习上课，晚上在寝室里自己补习备课。那时候，很多人选择了高复班听课，而我一天也没去过高复班，一方面羞于和年轻人同教室复习，另一方面我觉得边学边教的效果远胜于在高复班的复习。
这真是我自己发现的学习诀窍：头天晚上自己试着看书解题，记住重点要点，第二天我把这个过程在课堂里讲一遍，又向学生们提问一遍，这样就强化了知识记忆，复习的效率很高，这真是我当教师的优势。
直到上了大学，我还是采用这种方法，每到考试的前夜，我都会召集部分同学一起来交流答题要点，我主动要求担任主讲，把考试要点逐一表达，脑子里就有了清晰的思路，当然也会有遗漏的地方，同学们会及时指出，这样又补了我的盲点。我的考试秘诀是：看一遍不如读一遍，读一遍不如写一遍，写一遍不如说一遍，说一遍不如讨论一遍。这样一个过程下来，考试十拿九稳。我以为考试就是一种速记能力的发挥（尤其是文科），短时间里要记住大量的知识点，掌握好的方法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
年7月20日，星期四，天气晴朗，高温酷暑。全国统一命题、统一时间的夏季高考正式开场。这是我第三次进入高考试场，考场设在离我家千米左右的余杭中学内，那是我上初中、高中和担任过实习老师的母校。出发前，在家里地上铺一张篾席，让自己躺在冰凉的地面上，安静地休息片刻，考前脑袋里装着太多的题目，一兴奋就仿佛会把答案晃荡出来，我知道冷静沉着是必须的。按规定开考十分钟后就不允许考生进场了，而我就在这十分钟的间隙里，最后一个闪进考场。
如今考试的过程几乎淡忘了，但有一位同考让我至今不忘，那是坐在我前排（第一排）的一位高个子男生，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*装，估计是名退伍*人。也许*人的手特有力量，他的笔在和桌面试卷的接触中发出“嗒嗒嗒”的声响，像极了在发无线电报，这不停歇的声响让我心烦意乱，我举手示意监考老师，希望这位考生的写字力度能稍微轻些。第一次有点奏效，但过不了几分钟，“嗒嗒嗒”声又充满了我的耳际。走出考场时，我笑问他，你这样答题会不会把试卷戳破？他笑而答道：“写字下笔重是我的习惯，不发出声音我就不会写字了。”伴随着这样的节奏声，我居然抗住“音频干扰”，考完一场又一场，最后一场好像是英语，尽管英语分不进入总分，但我也还是进了考场，坐我前排的仍然是那位仁兄，奇怪的是，他手下““嗒嗒嗒”声竟然没有了。结束的钟声一响，大家兴高采烈地拥出考场，似乎人人都考了高分。紧绑的弦终于放松下来，我顺便问了前排的同考是什么感觉，他说，这英语好难啊，我是下不了笔啊！
我的高考终于有了结果，红榜贴在大街上，过往的行人羡慕地读出一个个榜上的名字。妈妈喜笑颜开，不断地跟人说：我们周家先辈出过状元道台，我们老家住的房子是“旗杆墙门”，院子里的旗杆真是竖得高，那叫书香门第啊！
年的10月16日，我哥和弟帮我扛着行李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报到。
年10月16日，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报到。
在办理入学手续的行*楼前，我竟然遇到了这位依然穿着*便装的同考者，我俩兴奋地握着手，感觉像是井冈山会师一般。据他说，我们的考场录取率很高，25位考生就有我俩考上了大学（后来知道78年高考文科录取比率是:1）。这位仁兄就是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专科班的同学，他叫王青平。
圆了自己的梦，遂了妈妈的心，我顿时感觉自己是个孝顺儿子。是啊，如果没有妈妈在我初中时劝我离开县剧团，初中毕业时，坚持不让我去大兴安岭支边，而让我上了年的“文革”第一届高中班，如果没有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去*垦农场当“战士”，而要让我去做“公办代课教师”，我怎么可能在高中毕业六年之后，和我的学生一起走进高考试场呢！妈妈是最懂得感恩的，她时常说：我们家出个大学生是邓小平的*策好。
大学毕业时，系里的领导悄悄告诉我要做好留校当老师的准备，我真是迟疑了好一阵，最后做出了放弃当老师的决定。离校前夕，我请吴熊和老师寄语，吴老师笑眯眯地说：记住孟子的名言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。今天回想起来，我听了妈妈的话，也听了吴先生的话，儒家思想左右了我的大半生，恐怕余生还将持续……
任晓岗：羽强兄的考前经历端的是千回百转！时代的洪流在身边卷出一串串奇形怪状的命运旋涡……真是令人喟叹。
曹布拉：羽强兄的青少年经历曲曲折折，千回百转，引人入胜，像是一部十分精彩的电视连续剧。从他后来的成就来看，原来这深厚的底子是在少小时打下的。可见人生并没有什么侥幸，人家早就多多的付出了，所以才有现在的收获！
金健人：没想到羽强兄还是真正的百家子弟啊。厨师、理发师、摄影师还不足奇，最想不到的是还当过演员，如果不是被人伤了，可能就一直唱到老了。不过羽强的嗓子并不怎么好。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租用二三百平米的菜园子，那可将近半亩了，可以种菜外卖了。令人羡慕！怎么还吃不饱呢？看来种菜技术也不怎么地。最巧合的是与王青平同考场，还同入杭州大学中文系，同任职班长。如果没有王的重手笔噪音干扰，说不定后来会去别的大学，那就好多故事要改写了。
钱志熙：周班长上大学前的经历真丰富，农、商、艺、教都从事过，写得波澜起伏，从时代大背景中写出个人命运。他对母亲敬与爱，更令人感动！母亲对我们真的非常大。套句话，每个成功的儿女后面，都有一个好母亲。上次立汉兄的文章，也写出了这一层。“有一次去苕溪和内河相连的水闸处摸鱼，此处水深二、三米。”苕溪在我心目，一直是诗一样的存在。周班长的文章，一下子把我拉到它的岸边。[强]。
吕立汉：羽强兄是我进杭大见到的第一位同学。报到那天晚上，我从半道红下车后，一路辗转问路步行至杭大中文系，在传达室，就遇上了他。我说我的铺盖在*治系，怎么走？他很热情，说带我去，我连声道谢。到*治系我俩差不多走了个把小时，真有些精疲力尽。原来是方向反了！等于说我们俩沿着后来晨跑的路线兜了一大圈。那晚兜圈途中，我俩聊了许多，而其热心待人的品格也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让我有了深刻的体会。[呲牙]。
金树良：想起的是岁月，记录的是历史。羽强兄以自己丰富的经历，不纠缠历史旧帐的格局，为我们讲述了他是怎么一步步从那个时代坎坷的道路上走来。让我们这些捧着茶杯、端着酒杯的老头老太们又听到、看到了一个个精彩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故事。
最让我为他后怕的是因为撕大字报回家当引火柴而被抓的描述，还好只是被当作“红暴会”派来的特务，又机灵地逃离险地。要知道，在那个年头撕大字报是随时有可能被按上一个“现反”的名头的。那就不仅仅是被关黑屋，还可能被游街批斗，严重的话还有可能被“无产阶级专*”。
我的一位高中同学，就因为在寝室里随手在一把蒲扇上写了“打倒”两个字，然后被革命警惕性很高的同学发现：在“打倒”的背面刚好是伟人的名字。于是立马把他从家里抓回学校，关押批斗。呵呵，此事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算不了了之。羽强兄算是福大命大逃过一劫，我们也才有了这么一个好班长[微笑]。
陈建新：没想到周羽强也是五百个“小老师”啊。我们年级有三个，另外两个是孔小炯和尤炜祥。不过你高考前生活还真丰富，当过小演员，又干过小老师，这生活的多彩不仅有助于你考大学，也有助于你后来在电视台的工作。与王青平同教室高考也是奇遇。后来居然成为两个班长。[偷笑]。
张玲燕：没法想象写字下笔重到像发报，那个速度怎么来得及完成考场答题啊？
吕立汉：当读到高考坐你前排的那位穿*装的考生时，我猜测可能就是王青平，我知道他是余杭的。王青平研究明末清初小说，刚毕业那几年联系较多。
周羽强：王青平高考前是杭州无线电厂的工人，因该厂地址在余杭上文山，所以他参加了在余杭镇上设的高考点考试（属地管理）。
吕立汉：羽强兄比我年长一岁，童年时期艰苦岁月生活点滴的回忆，感同身受。人民公社食堂化，就是吃不饱，饿肚子。年，我同一院子的堂叔因偷吃“米泔”而被抓住，导致他蒙羞服*自尽。那时啥都吃，连观音土都吃。野菜之类有：野田菁、长毛草、苦叶菜、龙衣头等。糠饼很香，但吃后不易排泄，麻烦很大，我父亲遭此麻烦，是我亲眼目睹的。我7岁（年）那年生日，总希望能吃到一碗面条、粉干之类。但母亲给我吃的是一碗高粱汤团，这可能是家中最好的食品了。高粱汤团偶尔吃吃，感觉不错。吃多了，就不好吃。所以我们那里说吃高粱汤团是：第一餐关门吃；第二餐开门吃；第三餐请人吃。
金健人：周羽强是班长，陈亚敏是副班长，这当班长的公私兼顾，把与副班长的工作关系发展成了家庭关系。我当时是劳动委员，会对他们的有些举动感觉奇怪，后来就明白了。近水楼台先得月嘛，人之常情，世之常态。不过，有次聊起来羽强对我曾经当过灯泡的功劳矢口否认，让我有点小不满。
张玲燕：
金健人要说电灯泡，我才是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小吴彧分别是两个班的劳动委员。每周检查卫生，二班我一个，一班吴彧，周班长和陈班副三个。一开始陈班副亚敏姐见了我，深谷幽兰般地不好意思地抿嘴一笑，周班长可不，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，跟我说吴彧年纪太小了，我们俩帮着点。我开始还真的以为大哥、大姐心疼小吴彧，说不要紧的，你们回去看书好了，吴彧我会帮她的。因为我和吴彧同寝室一年，两人头顶头睡了两个学期。吴彧称我都是大姐姐、好姐姐的，欺负谁我也不会欺负小吴彧吧？但周班长好像对我一百个不放心，以后每周检查卫生，两个大哥哥、大姐姐风雨无阻准时到场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在周班长面前为曾经的电灯泡请过功，居功不自傲，这一点我比你做得好。周羽强：健人是劳动委员，吴彧是检查寝室卫生的生活委员。
方一新：
凌凌你偶当几次灯泡当然不必请功，我们班这么多人当过你和建新的灯泡，大家什么时候请过功了。[偷笑]。郑广宣：这个电费得付。[偷笑]
方一新：啊，灯泡，照亮他人，电费自理。[破涕为笑]
周羽强：
书剑凌凌哈哈哈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人为我俩当灯泡，我似乎也不需要有灯泡。至于有人自以为是灯泡，那我也没意见，不要说我不领情，反正电费我不会付的哦。[憨笑][憨笑][憨笑]。吴存存：羽强师兄是我们的老班长，也是我们三组的大哥。记得入校时知道他做过中学老师，多才多艺，长得很帅，组织能力强，很喜欢开玩笑，小组活动时总是担任专业攝影师，我们小字辈都是仰视他的，相比之下自惭形秽，惟恐太近了会亮瞎了我们的眼。毕业不久又知道他在新闻电视界干得风生水起，已居高位，更加不敢接近。年绍兴同学会是毕业几十年后第一次见到他和亚敏师姐，承他们厚意坐了他们的车从杭州去绍兴，一路上相谈甚欢。我惊讶他们都几乎没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么相知相爱的一对，感觉十分感动和温暖。今读师兄的回忆录，才知道他也经历过那么多的艰难和挫折，不然我大概会一直误以为师兄生来就是养尊处优的天之骄子的。[憨笑]。
沈澜：周班长在我心目中总是乐呵呵的样子，没想到也经历过诸多挫折磨难，那年代的求学之路真是各有各的坎坷啊。周班长多年的教师生涯，在大学四年也有用武之地，周班长曾组织我们去庆春门小学帮助孩子好几次，因为周班长有经验，孩子们好像都挺喜欢我们的。几年前在同学会上再见到周班长和亚敏大姐，在图书馆门前拍照时，周班长说要和大姐在当年拍过合影的地方再来一张，语气充满爱意，让我印象深刻。
与庆春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合影（右侧，最后独自一排为周羽强）。
吕立汉：
沈澜早几天还跟羽强兄聊起此事呢。我们班与庆春门小学结对长达四年。这事是羽强班长发起的活动。为此，我们班团支部还获得了杭州市先进团支部的称号。羽强兄至今还与那个小学班级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有联系呢。童国樑：
周羽强周班长带队，与庆春门小学结对，这事办得好。作为主事者，你是应当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写下来。方一新：一班在羽强班长和两位团支书的带领下，跟庆春门小学结对帮助，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沈卫东：周班长在我们组，大学四年的印象就是大哥，既是年长多岁的兄长，又是班级里的领导，说什么事都是指令性的。[呲牙][呲牙]。看了文章才了解周班长的青年奋斗史，一样的曲折，一样的追求上进。记得读书时有一次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去他在余杭的家里玩，那张拉小提琴的照片就是在他家拍的，只是不记得他说起过剧团的经历。[呲牙][调皮]。
岑宝康：
金健人周羽强进剧团的事我知道。他曾跟我说起，他们排练《智取威虎山》时，杨子荣与栾平对质，一个说，天王盖地虎，另一个答，宝塔镇河妖；一个又说，怎么脸红啦，另一个回答，精神焕发；照理，接下去一句是，怎么又*啦，可能那个栾平一时兴起，顺势追问，怎么又红啦；不愧杨子荣，归阵不乱，沉着应答，精神再焕发！[呲牙]。方青稚：羽强班长温文尔雅，说话有条有理，一直以来是个白面书生人设，没想到自幼生活经历如此丰富曲折。作为班树，40多年时前的大学时代的印象似乎是李玉和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成杨子荣？羽强班长长得比较正能量，所以容易联想到当时样板戏当中的这两个正面人物。
林柔吟：周羽强同学的高考回忆，将他的曲折迁回、精彩纷呈的人生展现出来，特别是从事文艺工作的经历，更是别样人生，我是真羡慕，能经历这样的人生多不易啊！
方一新：羽强兄的高考前回忆文章，文笔生动，跌宕起伏，像读章回小说一般，印象深刻。它又把我带到了那个特定年代：年，那年羽强兄小学毕业，而我刚读小学三年级，有一天走在大街上，突然看到“打到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”的大幅标语，刘的名字上还打上了叉叉，惊诧万分！后来才知道，让国人灾难深重的“文革”开始了。
文章所述各种经历，除了农活外，大多是我从未体验过的：做小工，练手艺，讲故事，学乐器，当演员，经历之丰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实际上，这些境遇和历练，为羽强兄日后从事的工作、取得的成就作了很好的注脚。从文中可知，城镇里的多子女家庭（羽强兄似乎兄弟姐妹共5人），生活并不富裕，好在子女懂事，如羽强兄年仅12岁，就跟长两岁的哥哥一起，租菜园种菜，除保证自家食用外，还偷偷外销，为父母分忧，正所谓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此外，摸鱼遇险，演戏被撞，也都惊人心魄，好在最终都逢凶化吉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其羽强兄之谓乎？羽强兄有位好母亲，“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”，一定是支撑羽强兄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的心理支撑。
吕立汉：羽强兄的考前经历曲折丰富，几个大的人生转折点有母亲把关，很是幸运。我四年大学基本上都是羽强兄给我理发，水平不错！[强]。
周羽强：我母亲确实家教很严。她今年已94岁，生活自理，不要保姆。我们几个子女到现在还经常听命受教。
林柔吟：有这样母亲真是大幸。
郑广宣：周公羽强大作拜读。老同学的文笔自不待说。至于其经历，俄罗斯那个老头是这么讲的，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；我们的俗语说，“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”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们的同龄人，谁都有一本只有自己知道的苦难史，所区别的只是苦难的呈现方式不同罢了。好在羽强能苦难中找乐趣，无望中存期盼，曲折中有方向，特别是有一个好妈妈，总能在其迷茫之时给出明确的忠告，不仅能为周公最后考入大学给予助力，更为日后周公的辉煌奠定基础。贵为周公，也不能少了家中慈母。
大学期间，我与周公羽强接触还是比较多的。当然，多数是为了年级或班级的学习和工作，互相之间，不可能像文章所写那样袒露，也不可能有那样深入地交流。在中文系读书，周公的学习成绩是挺好的，现在才知道，他有自己总结的行之有效的学习考试方法。记得有一年我跟陈建新也曾一起为考试合伙复习，效果不错，但那时好像已经是三年级了。不像周公羽强，一直来对学习和考试驾轻就熟，故而那几个“三好学生”也在情理之中。
毕业后，羽强分配到广电机关，年上半年省人大机关搬到长生路，与广电很近，曾与羽强互相串门，聊聊各自的近况。下半年我就调到了浙江教育出版社，就很难碰到羽强。后来就只能在电视节目的末尾，看到羽强的署名，知道他已经到了浙江电视台。再后来，偶尔看一次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，羽强已是评委。好像是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期间，羽强写了一首有关西湖的歌，感觉挺不错。
周羽强：我似乎没写过关于西湖的歌。使命所然，我的出名作留给嘉兴“南湖”了。歌曲《红船向未来》经中宣部、中央文明办等十大部委评选，入选全国爱国歌曲首。此规格的主旋律歌曲，浙江仅一首。
陈建新：周羽强成为浙江电视台领导，他普洒的雨露也曾经到我头上。有一次余秋雨来做节目，好像是九十年代，周台长邀请我给这台访谈节目写一个串台词。我从未干过这玩意儿，勉强为之，周台长不以为陋，用了上去。因此我也唯一一次见到了余秋雨，还帮我很多学生手上的《文化苦旅》请他签了字。至今我仍然认为余秋雨这部散文集很好，谢谢羽强兄！
杜文庆：俺们一班的老班长周同学长得帅自不必多言，关键气质风度又特好，儒雅温和，很有亲和力，很有领导者魅力。而且面容显得嫩，显得年轻。原本以为他之所以不显老，是因为自幼生活优裕，未经受磨难。读过周班长上文后，才知他一路走来，也是坎坷不平。他高考前曲折的经历，大学毕业后事业的成就，无不向世人诠释了，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，留给有天赋有异禀的人！
童国樑：羽强兄在青少年时期也有那么多的不幸和苦难，但是，仍然顽强努力，培养出坚毅、仁爱、担当、好学的优秀品格，及出色才华，后来造就了辉煌业绩。在成长过程中，他母亲的引导和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周母我也见到过。那是年5月的假期，我、立汉、卫东，一起到余杭强哥老家。周妈妈忙里忙外，热情周到地接待我们。那年羽强的兄长的孩子刚出生不久，全家正沉浸在喜悦之中，我们也感到格外高兴。余杭之行，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。在此再次谢谢强哥母亲及家人们的热忱款待！
周羽强：
童国樑谢谢抬爱！在大学期间我们都是很好的学友，不揣浅陋，邀请到我余杭家里做客。国梁兄的高大个儿，我妈还有印象，曾问我，他分配去哪里了？我说去宁波法院了。此行是在四十二年之前了，时光荏苒，记忆犹新。[握手][憨笑]。吴朝骞：杭大中文78级的高考回忆一波接着一波，零星的细碎的片段构成了离我们不远的历史画卷。我觉得羽强同学的文章历史感特别强，信息特别丰富，如实再现了40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。周羽强同学小学读完遇到“文革”停课，辍学在家好几年，因为揭大字报差点遭遇不幸,很有镜头感。
“文革”时我读小学，那时都停课了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很爱去，那就是温州“灯光球场”。温州两派斗争很激烈，但开始是文斗，有一句话叫“大鸣大放大辩论，还有革命的大字报”，可见大字报是比较重要的舆论阵地，灯光球场铺天盖地，贴满两派的大字报。我一有空就跑灯光球场，读着还散发油墨之香的大字报。内容除了各种观点的辩论，就是揭发对方所要保护的领导干部的*治、经济乃至生活问题。有趣的是大学毕业后分在机关，大字报的主角好多还在岗位。
大字报的更新，一个是来自对方大字报的覆盖，刚贴上就有人有意拿新的大字报覆盖，不免有拉扯抢夺的小动作。一个是捡破烂的人撕掉当废纸卖，如羽强兄拿去当柴火的不知有没有。大字报也是生财之道，确如建新兄所说，我没有温州人的经商之才，否则早已成为著名商人了。
羽强兄小学毕业三年才读初中，这个情况温州也有，好几届小学毕业生一起读初中，就像恢复高考后的十多届学生一起读大学。
再是独特的经历也有趣。我就学时，代课老师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。高中毕业后也有同学去代课，基本上是通过各自途径和门道谋取，温州肯定没有成批招收代课老师的做法，不然我也有可能呢！
对周同学的艺术细胞非常佩服，又是小提琴又是唱戏剧，都专业演员了。可是在大学里比起马华、徐敏、任平等著名演员，你绝少登台一展歌喉啊！很希望在下一次年级聚会中，有周班长的汇报演出。
张玲燕：
吴朝骞看大字报我比你方便，我走出家门就在*岩县城主街道上，那段时间看红卫兵潮起潮落，看大字报栏下捡破烂的穿梭其中，看革命口号一茬换一茬，墙上的广播站也从人民广播站改成革命造反广播站。什么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”，什么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，还有众多的样板戏，很多词汇不是从大字报栏看来的，就是从高音喇叭上听来的。[偷笑]张玲燕：张扣林、徐小洪、任平、倪集民、何一枫、李瑜、陈建新，还有在“小老师”编制的周羽强、孔小炯、尤伟祥……我很佩服你们，我们很多人是为改变命运、更具体来说是为谋一个职业而高考，而像你们这样有工作的人，一般都不会那么辛苦地丢下当时很稳定的工作来复习，你们真的是为爱好而高考。佩服你们！[抱拳]。
陈建新：你列举的我们这些有稳定并且较好的工作考上来的，我们前七人都带薪上学，唯有周羽强、孔小炯和尤炜祥没带，主要是五百个“小老师”没编制，造成工龄不够，其实都应该带薪读书，被杭州市教育局害了。他们考进来，要比我们更难，毕竟需要家庭财力支持才能读下来。
周羽强：杭州市*府在年才正式确认名小老师的工龄（年毕业分配时算起），但时过境迁，上大学时不让我们带薪，明显让我们吃亏了！
张玲燕：
周羽强有文件工资不补发吗？张玲燕：我指的是工资可以补发的呀！
张玲燕：哦，只是承认工龄，这个和知青一样的。
周羽强：还不一样，“青年教师”是拿财*工资的。但不再纠缠历史旧账了。
张玲燕：嗯，跻身名之一，就很了不起，都是当年杭州的小秀才啊！[强]
陈建新：周羽强和我同龄，我们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刚好六七岁，真是要吃的时候，饿肚子的体验刻骨铭心啊。
许贺龙：万万没想到，像周班长这样浓眉大眼肤白身高的大帅哥，居然也曾有饿肚子的经历！也万万没想到，像周班长这样当年我们羡慕嫉妒的对象，居然有曾有辍学、为生计而发愁的经历！可见那个年代是多么不堪回首。
周班长的故事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，娓娓道来，既讲述了他独特而坎坷的人生经历，也总结了他对时代、对人生的思考感悟，让我们收益良多。他多才多艺、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好学上进、从善如流的品德令人敬佩！
我也有两件小事与周班长的经历类似：一是下河摸鱼，膝盖被落在水下的犁刀划破，留下了伤疤至今仍在；二是小学期间作为学校的故事员，给别人讲故事锻炼了自己。[呲牙]。
张玲燕：我下乡的时候曾经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故事员培训班，回来后每逢大队开社员会大会，我就先上台给大家讲故事。当时怎么会想到，讲故事的经历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，为我后来当老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[偷笑]。
许贺龙：我当故事员时正在批林批孔，记得有好几个故事就是讽刺孔老二的，现在想起来是对至圣先师的大不敬，真是罪孽呀！[偷笑]。
张玲燕：我也差不多这个时候，但社员们更喜欢我讲将，我就给他们讲水浒。我现在想来，对孔子好像没有内疚的，当时照本宣科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，我真的胡说八道了。[捂脸]。
朱承君：羽强兄记忆力超群，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，少时经历有着电视连续剧的意蕴，更兼多才多艺，能拉一手好琴，还理一手好发。[强]。
魏丁：周班长的高考前经历，好多的峰回路转，小说一样。真是丰富的人生。中学语文教师素质测试的余杭区的第一名，有笔误，那时候没有余杭区，余杭县第一名？
周羽强：余杭县当时就有临平、余杭、塘栖、三墩、瓶窑五个区。我是余杭县余杭区余杭镇人。当时行*区划就是：县、区、镇。年时的余杭区是县属区。
沈卫东：我记得咱们周班长的曾用名：余强，是对余杭的一种纪念吧？
陈建新：他妈妈早就认为自己儿子是余杭最强的，故取名余强。[偷笑]。
郑广宣：他爸起的名字好不好！[偷笑]
方一新：有个细节我比较好奇，羽强兄到酿酒厂打工，“工头给我一副水桶，叫我去百米远的运河挑水，把百来斤的河水倒进装有60度白酒的大酒缸里，稀释至30度左右。”这样用运河水稀释了酒，就销往市场的吗？[疑问]。
周羽强：
方一新河水（自来水）兑高度白酒，酒厂都是这样做的。工人们说白酒能杀菌，喝了绝无问题。曹布拉：我在公社酒厂看工人用井水兑刚榨出的酒（约八九十度），边兑边用一支温度计一样的东西测度数，兑到60度左右就算成了。
周羽强：
曹布拉是这样操作的。因计度计较值钱，不让挑水工来用，我先以口舌测试，差不多了，师傅再用计度器确认。方一新：看来高度白酒用水勾兑是惯例，我是少见多怪了。好吧，还是喝白开水最放心。[偷笑]。
个人简介：周羽强，男，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，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（本科）。中共*员，国家一级导演（正教授级），曾任浙江电视台文艺部主任，台副总编、副台长、艺委会主任、浙江影视集团董事长、总经理。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，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浙江省电影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、戏曲家协会会员，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研究员。年获中国德艺双馨（百佳）电视艺术工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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