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文78周羽强从高考回想起的那些岁月

北京中科医院是骗子 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yufang/161225/5154120.html

□周羽强

年10月21日,《人民日报》以“全国高校招生会议提出今年招生意见”为题,向全国人民宣布了“恢复高考”这一重大消息。我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居然还能参加高考。

时光回到年,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运动爆发,那年我小学毕业,时年12周岁。因为停课闹革命,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不再正常招生。学业戛然中止,内心有些失落,按我的学习成绩应该能考上初中的。

再回溯到年,那年正是国家三年“自然灾害”的始年。我还未满六周岁,就被幼儿园老师认为比较听话而送入小学(其实是顶了一个低能儿的缺)。我懵里懵懂地就成了小学生。

依稀记得,上学的前夜,妈妈给我缝了个抽绳书包,又翻出大姐穿旧的大襟上衣和一双花面布鞋叫我穿上。这份穿着很不着调,引得路人猜测,这小*头是男孩还是女孩?

班级同学中我年龄最小,加上营养不良而瘦小孱弱,经常遭同学的欺负。看别人从口袋里掏出土豆、芋头之类炫耀,我只能呆呆地望着,任馋涎流出嘴角。

饥饿是那样的不堪忍受,记忆至今都无法抹去。我最害怕冬季,冰雪天缺衣少粮,时常饥肠辘辘,浑身发抖。手脚被冻僵,还长出红肿的冻疮,上厕所裤帶解不开,考试时笔也拿不住。我喜欢夏天,长长的暑假里,只需要一条短裤衩就能外出疯玩。上树捉鸟、下河游泳、饿了到农民的地里偷挖番薯吃,渴了就喝井里的凉水。

那个年代,生存不容易,吃饱穿暖是一种奢望。

小小少年,很少烦恼,眼望四周阳光照;小小少年,没有吃饱,他的烦恼增加了。这是德国电影《英俊少年》中的一首插曲,我改一下词就像极了我的少年时代。

饥饿限制了上进的想象力,小学二年级时我差点就要留级,直到老师来家访警告,这才惊醒了我心智。给我最大推动的一件事发生在年3月5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主席的题词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,报上又连续发表了《雷锋日记》。幼小的心灵中突然驻入了一个完美的榜样。我开始摹仿写日记,寻找做好事的机会。家附近有一座横跨苕溪的拱型通济桥,看到拉双轮车的工人上坡很不容易,我就在车后当推手,用尽吃奶的力气把车推上桥顶,然后望着双轮车飞快地下坡。当做好事的日记被写上学校黑板报并被班主任表扬时,我内心得到很大的满足。做好人好事的那种荣誉感瞬间就萌发了(长大后才明白,好孩子是大人夸出来的)。

进入到五、六年级的时候,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,我的学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,连续两年当上了班级的学习委员。

按正常情况,年的小升初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,人生无常,上学无望。

从下半年到上半年,近三年辍学在家,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动荡。从最初的大字报铺天盖地、大辩论唇枪舌剑到大批斗血雨腥风,从造反有理、抄家游街到打倒走资派,从文攻武卫、荷枪实弹到两派开战、横尸街头。刚从小学出来的我,只觉得“革命”眼花撩乱,“造反”惨无人道。我和一群看热闹的屁孩一起,快乐地穿梭在马路小巷,把拾捡来的传单去四处散发,把宣传栏上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撕下来,拿回家当引火柴烧。

然而,有一次差点闯祸。我们正在揭大字报,突遇几个造反派,将我们仨按倒在地,说我们是“红暴会”派出的小特务。不容分说,我们被死拉活拽地关进“省联总”总部(余杭工人文化宫)的一个小房间里。门被反锁了,好在有窗,我们趁天色渐暗没人注意,从窗口爬出,逃之夭夭。

当武斗发生时,会听到密集的枪声。无知而无畏的我们,这时候却做着一件非常冒险的事,就是去现场寻捡留下的子弹壳。小伙伴中谁收集得多,谁就牛叉。后来发现解放*的打靶场也有弹壳可捡,我们的子弹壳越积越多,然后把打子弹壳作为输赢的游戏玩。我的投掷技术不错(用自己的子弹壳击中二、三米远的对方子弹壳),赢得“腰缠万贯”,洋洋得意。

直到有一天,老实厚道、对*忠心耿耿的父亲(手工业联社的负责人)也被“炮轰”“火烧”,并上台陪斗。那段时间,全家蒙羞,父亲沉默着不说话,日子过得很沉闷。我这才觉得“革命”不好玩了。

回想起来,“文革”让我们停学在家,耽误了上学的时光。但是,离校三年的社会生活,却又让我得到另样的人生历练。

我家是城镇居民户,全家有奶奶、爸妈和兄弟姐妹八口人,因为父母的工资收入不高,养活全家也是相当不易。14岁的哥和12岁的我,自然成了家庭中的新生劳动力。

在离家不远的地方,我们租借了一个菜园子(估摸有二、三百平方米)。一年四季,暑往寒来春复秋,我们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种植各种当季蔬菜瓜果,从育苗到施肥浇水、从治虫到做草人驱鸟,俨然似两个菜农。一茬又一茬的种植物成熟收获,不仅为家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蔬菜和食物,还能在镇上小菜场里出售我们的农产品。这样做时常会被“红袖章”驱赶,好在我们没有固定摊位,打一枪换个地方,避免了被没收的风险。

不光是种菜,我们还养鸡、养鸭、养猪,摸螺蛳、挖河蚌、抓青蛙,但凡可以果腹或卖钱的东西都不会放过。收获虽有,但也遇到过不小危险。有一次去苕溪和内河相连的水闸处摸鱼,此处水深二、三米。我一个猛子扎下去,突然感觉有一股暗流把我冲进闸底,一时心慌,以为被溺水*缠身了,身子怎么也浮不出水面,幸运的是我在水下摸到了木制闸板,用力攀上才出了水面。假如没有这块闸板,小命儿就呜呼了……

当时在镇上有各种各样的“小工”可做(一天能挣一元左右的钱),如挑沙,挖土方,搬窑烧砖、搓扫帚丝等等。

记得有年酷夏,我和小伙伴一起去一家酿酒厂检验酒甏。大批的空酒甏堆成小山一样,我们赤脚在滚烫的缸甏上敲敲打打,根据声音判断,找出破甏,然后移挪出来作为计件劳务报酬。没想到这是份有技术含量的活,我在“甏山”上一脚没踩稳,造成酒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,人也随之滚落,连摔了几个跟头。人受点皮肉伤倒是无妨,摔破的酒甏可是要赔钱的。

这活没法干了,但还得解决赔钱的问题。管事的工头给我一副水桶,叫我去百米远的运河挑水,把百来斤的河水倒进装有60度白酒的大酒缸里,稀释至30度左右。这是体力加酒力的活,兑水少了,酒精度数偏高,兑水多了,酒精度偏低,全凭舔尝几口作判断。反复几次下来,酒劲上头,人已跌跌撞撞,哪还有力气再去挑水。(从那个经历中,我知道自己天生不会喝酒。)

余杭南湖有个水稻良种场,每到“双抢”季节,就会招募镇上的闲散人员去割稻插秧,我也参加过类似“雇工”的队伍,去挣点辛苦钱。起早摸黑、挥汗似雨,为了赶进度,一不小心镰刀割了左手食指,血流如注,这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。

经历过多种“小工”后,我觉得自己的小身板确实不行,体力劳动绝不是强项。我盘算着人生要有一技之长才能有点出息。于是,厨师、理发师、摄影师进入我的视线。

梦想萌发后,就千方百计地去接近熟悉这些个行业。首先我买了一套手工理发工具,逮着几个小伙伴就作免费试验。光头、平头、西发,无师自通地驾轻就熟,竟然有了点小名气。再买了一本杭州名菜小书,依样画葫芦,过年时在家里做出了西湖醋鱼、糖醋排骨等高档菜肴,父母很惊讶,直夸我有当厨子的潜质。照相机自然是买不起的,我只能偶尔借或租用一下,光圈、速度、聚焦,认真琢磨操作下来,很快找到了感觉。挣的钱不多,我却敢去文具店买胶卷,照像纸、显影、定影剂,在红布包裹的红色暗室里,洗印、放大照片。我自信地认为,当我有钱了,我成为摄影师是完全可能的。

其时,一个更大的梦想在我脑海里浮现……

“文革”初期,余杭中学的图书馆被红卫兵抢劫一空,很多图书流失民间,我哥也收罗了一些藏在床下。我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欣喜不已,只要有点时间就悄悄躲在杂物间里看小说。奥斯特洛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、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、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等等,一本接一本看,仿佛进入了文学的大宫殿,一天不看小说就*不守舍。

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自传小说《我的大学》。高尔基中学辍学,没有上过大学。我似乎找到自己的对标,高尔基能够成为苏联伟大的文学家,我是否也可以做做文学梦?

当然,那时我理解的文学就是小说,而小说不就是虚构故事吗?

于是,我开始给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们讲故事。起始是讲一些自己看过的或道听途说的侦探故事,以主人公自杀还是它杀作悬念,慢慢地分枝散叶,设下重重疑点,吊足了听众的胃口;有些故事有原小说的基础,再作些适当发挥,分成几个章回娓娓道来;有些故事属于即兴创作,往往只有噱头开场,而没有合理收关。即便如此,我也成了小伙伴们心目中的故事大王。夏夜纳凉,我被孩子、大人们围绕着、催促着、伺候着,天天开讲连续剧。作为交换条件,我平时要做的一些体力杂活(如挑水劈柴之类)就由忠实听众自愿代劳了。

我有点小小的创作冲动,心里暗自思忖,我或许能成为一个“说书人”。为了讲更多的故事,我四处借书阅读,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涉猎,虽囫囵吞枣,却锻练了短暂强记的能力。

那几年,尽管物质生活贫乏,但我的精神生活还是很充实的。颇有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看小说书”的快乐。

年(本该我初中毕业),被称为“新三届”的小学毕业生一起进入了初中年级。当时的班级是以部队连排编制,我所在的班是“二连一排”。

在校期间,思想*治课放在首位,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(最高指示)。每周开“学习讲用会”必须人人发言,于是学会了写“新八股”的套路文章。在“三忠于”“四无限”的口号下,我们唱忠心歌,跳忠字舞,不经意间,我学会了很多歌舞节目,被选进了学校的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,除了当舞蹈演员,还学习二胡、小提琴、杨琴等多种乐器。我们经常上街、下乡,甚至去部队演出。我觉得自己对文艺很有兴趣,算是个有文艺细胞的人。

年的冬天,余杭县东风越剧团(当时已改名为“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)来学校招收演员。经过初试、复试几轮考核,我居然被选中进入县剧团。这可是一份有正式身份的工作(县里特批演员指标),众人羡慕不已,我自然喜出望外。

如果没有意外,我将在县剧团里实习一年,然后开启我的演艺生涯。

“文革”前的县剧团是女子越剧团,在打倒封资修的浪潮中,越剧被迫停演。取而代之的是演京剧“革命样板戏”(所谓八亿人八个样板戏)。剧团从唱越剧改为唱京剧,本身难度很大,而且严重缺少男演员。当时的口号是“没有条件,创造条件上”,有如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一样的豪迈。

我们新进入剧团的几个小演员很被重视,但更被折磨。文戏、武戏一起训练,所谓:四功五法,即“唱念做打,手眼身法步”。毕竟是十五岁的体弱少年,对这些严格的功课训练实在是不太适应。清晨五点起床,在剧团后面空地上吊嗓子,午后在小排练厅练武功(称为“毯子功”)。记得练过拉霸、云手、踢腿、小翻、空翻、窜毛、抢背等戏曲武功。剧团也真是揠苗助长,想用最短时间把我们训练成文武小生。

几个月后,我就上了舞台,在京剧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中充任*子乙、新四*战士甲等龙套。

意外还是发生了。

在《沙家浜》第九场“奔袭”中,新四*战士数人要弹跳(窜毛加抢背)翻越一道围墙。我排第二个跳跃,动作正常发挥,越过围墙肩背落地。岂知,我还未起身,后面的战士提前了两秒钟跳跃进来,一头撞在我的背部,我大叫一声,瞬间倒地不起

戏还没演完,第十场“聚歼”的音乐骤响,我侧躺在侧条幕内,感觉呼吸就要停止了!

医院,x光片显示脊椎轻度挫伤,左肩背部严重内出血,所幸没有瘫痪的危险。卧床休息两天后,我请病假回家,妈妈看我背部大面积的乌青和隆起的大肿块,瞬时眼泪流下:“儿呀,你不是当戏子的命,赶紧辞了回家吧!”

母命不可违,尽管我内心十分犹豫,但还是打了报告申请离开剧团。临别时,我恋恋不舍,流泪辞别。我的指导老师说,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,当个好演员真的是要千锤百炼的。这话千真万确,但我当了逃兵。

重返学校已是年的夏季,城镇户籍的初中毕业生正面临“四个面向”的分配(农村户籍的同学回乡)。和年的初中、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有所不同,70届的初中毕业生有面向工厂、农村、边疆和建设兵团的不同分配名额。

年9月初中毕业,前排左一为本人。

我选择去边疆,主动报名要求去黑龙江和内蒙古接壤的大兴安岭地区当林业工人。

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……”《沁园春·雪》让我心旌荡漾,小说《林海雪原》的场景也让我心驰神往。我哥哥在下乡当知青不久便参*到了部队,为了支持我去天寒地冻的北方,他从部队寄来一条绿色*用毛毯。行装都准备好了,只等出发的号令。

然而,儿行千里母担忧,我妈背着我找了学校工宣队长,说我家已有下乡的大儿子,并且还是*属,是否可以考虑就近分配去浙江建设兵团。领导果真听进去了,在分配去大兴安岭的名单里划掉了我的名字。向往幻灭,我真的很失落。说好一起去的几位同学,甚为我遗憾,有的还讥笑我太软弱、太没有主见了。

接下来就只能选择去建设兵团当战士了。“兵团”的名字很好听,我们都以为是有部队编制的准*人队伍,所以报名的人很多。有一天,一位穿*大衣的领导来学校动员并介绍了兵团的建制和工作待遇情况,听了后才知道,所谓的兵团是解放*裁*后,组建的半*事化的农垦农场。即将成为兵团新战士的我们,要去的地方是萧山瓜沥,主要的使命是围海造田。

会上这位*官还发布了一个消息:浙江兵团即将组建全省最大的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,他希望有文艺才能的学生积极报名,通过考核后可以成为兵团的文艺战士。

因有在县剧团当演员和学小提琴的经历,我就大胆地报了名。几天后,学校通知我去浙江建设兵团总部(杭州小车桥大院,国民*陆*监狱原址,现在是望湖宾馆)面试。院子里挤满一大群文艺青年,声乐组、舞蹈组、器乐组分几个场地考试。我报的是器乐组,看到报考的大都是二胡、笛子、琵琶之类,而我是小提琴。记得测试是拉一首自选曲和一首指定曲(《我的祖国》)。考完后,老师说:“你填张表,是否录取会发通知给你学校的。”

从老师平静的脸色上看,我感觉录取可能有点悬。

在家等待通知有点心焦,眼看着分配去兵团的同学马上要出发了。我有点纳闷,怎么就没个确切的消息呢?

接下来热热闹闹地送走去边疆的同学,又送走去兵团的同学。我形单影只,不知去向。我妈妈宽慰我:“兵团宣传队不录取也好,你就在家做待业青年吧。”

我只能去学校向领导问情况,工宣队长是位从部队转业到工厂的干部,他笑呵呵地对我说,我们商量过了,兵团就不让你去了,你留校待分配。我顿时诧异,“待分配”是啥意思呀?

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,我的初中班主任唐亦振老师来我家,(碰巧我不在家)他和我妈妈说了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。

此事,是接县文教局的通知,余杭中学立马要开办一个高中班(仅一个)。经严挑细选,我已被选中进入高中班。原因有三:一是家庭*治条件好;二是本人学习成绩好;三是有文艺才能。唐老师说,兵团文宣队已经录用了,但本校也有文宣队,且急需文艺骨干,推选上高中就不必去建设兵团了。

原来如此。然而我并不开心,明明可以走上自食其力的工作岗位了,却不经我同意,硬是被关闭在校园里(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希望离开学校去社会自由飞翔)。但老师和我妈的意见高度一致:大意是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。现在想来,这是我人生命运的一次转折。

年初至年末,作为全校唯一的一个高中班,我们的成长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(配备了最有水平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)。也就是在这个阶段,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书,像模像样地学工、学农、学*。每学期都有期中和期末考试,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被人羡慕而受到尊重。我担任了语文课代表和班级文艺委员,各科成绩(除了英语)都在优秀之列。有了比较好的学习氛围和老师的鼓励,我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。

年上高中时。

年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。一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到达北京。基辛格的首次访华“7·16”公告的发表,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阶段。二是年9月13日,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外逃叛国,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,机毁人亡。“9.13”事件,客观上宣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。此后,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,叶剑英主持*委日常工作,各方面工作开始出现转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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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,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。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《联合公报》,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。当时的说法是“小球带动大球”。那年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,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。

为什么在这里说中国和美国、日本交好的事?因为印象特别深刻。我有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,这是我通过学习辩证法(高中有*治课)得到的哲学启蒙,我领悟世界万物都是在变化中的,好事、坏事都会随着内因和外因的变化而变化。曾经的敌人也可以和谈,从而化危为机,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。我感觉到国家的对外方针*策正在发生积极变化,我们年轻人是否迎来了好时代?

转眼到了年底,我又面临高中毕业分配的关口。那时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*策还在执行中,毕业后去插队落户的概率依然很大。记得一群城镇户口的同学,在晚自修时议论毕业后的出路时,情绪有些低落,有人说了句“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不料,话被传了出去,差点被当作反动分子看待。可见当时阶级斗争的观念还是很强的。

人生就是这样,当你对前途不抱有希望的时候,生活往往会给你意外的惊喜。毕业前夕,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。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市(含市属县)择优招收届高中毕业生名,担任中学实习老师(时称小老师)。

年12月,后排右三为本人。

说来也是事出有因。

从年中断了高考,到年恢复中学招生,各大中学几乎没有新入职的教师,师资队伍已是青*不接。杭州市决定从“文革”中的首届高中班中选拔家庭出身好、学习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,虽说是权宜之计,但确也是用心良苦。

幸运之神降临,我将成为一名中学教师。上山下乡的担忧云开雾散。

由于当时全国“事业编制”冻结,“小老师”只能以“公办代课教师”的身份任教。一年实习下来,还是等不到编制,导致大家情绪不稳,曾集体到“市革委会”门口静坐,要求重新安排正式工作。有关部门迫于无奈,答应不想当老师的人可以分配去工厂。当时产业工人远比中学教师吃香,所以大多数人兴高采烈弃教投工,成为工厂的正式工。也有一部分人愿意继续任教,等待正式编制的下达,我是其中之一。

就这样,从年春到年秋,我做了六年的中学教师。正式编制硬是没等到,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恢复高考的惊喜!

年,在任教的中学校园。

高考的消息如同晴天一声响惊雷,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考?还是不考?人生道路的选择题放在了眼前。心乱一阵之后,我给自己作了权衡:不考,因为我是城镇户口,已经有了稳定的教师工作(每月工资32元外加粮贴1.5元),属于中等收入人群了。况且我在学校很受领导重视,学生也非常喜欢我的讲课,假以时日,入*转干升职,前程可期。要考,因为我想改变当教师的职业。

为什么要改变教师职业呢?说来是有缘由的:初中时的我被选去县剧团当小演员。因为天天吊嗓加上发声方法不对,以致咽喉部经常发生化脓炎症。有一次竟然持续多天高烧而失声。由此落下个慢性咽喉炎及声带息肉结节的顽症,只要连续说话或唱歌半小时以上,我的咽喉部就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干涩和疼痛,继而声音嘶哑、音量变小。

当了教师后,因为用嗓太多,咽喉炎症一直没能治愈。当老师没有一个响亮的嗓音,那真叫一个痛苦。我想如能考上大学,我就可以改行不当老师了。当然,上大学不仅可以改变职业而且是光宗耀祖、出人头地的事,虚荣心也强烈诱惑着我。

记得是年11月的下旬,高考报名后,要参加文化水平测试(初试),考试的科目就语文数学两门。在此之前的一个月,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““中学语文老师文化素质测试”,在那次考试中,得了余杭区(县属区)第一名,这给了我一种必胜的信心。几乎没有什么准备,就进入了高考初试的考场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复试名单下来(并没有公布分数),我的名字居然出现在考区的榜首,我着实有点得意,内心充满“金榜题名”的期待。

年秋,在苕溪岸上。

年12月15日,全省高考正式开始,我第二次走进考场。如今已经记不清*治、数学、史地的题目了,只记得语文的作文题《路》。是写记叙文呢,还是写议论文?来回推敲时间已过半,我还在琢磨这是条“实路”还是“虚路”?

“世上本无路,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”在脑海里挥之不去,于是就往议论文的方向走,自圆其说地讲道理,兜兜转转凑字数。

铃声响了,结论来不及写完就被收卷了。最有把握的语文可能让自己失望,最担心的是上不了分数线,我这个所谓的“中学语文老师”的面子往哪里搁?

世上总有喜出望外的意外,几周后参加高考组织工作的一位同事悄悄地告诉我:“一个好消息,一个坏消息,先听哪个?”我心里一阵狂跳:“先听坏消息吧。”对方说:“因为你在报考材料上填的职业是中学教师,所以县里的*策解释,你只能录取师范类院校的志愿。”“那么好消息呢?”我问:“恭喜你,已经进入录取大名单了,但是还有20%的淘汰率。”我心里又高兴又担心。之前我的志愿里没有填任何师范的院校,会不会就在20%淘汰率里了呢?

我了解的淘汰规则是:*审通不过、体检通不过以及成绩够不上所选学校或志愿。还真的不知道公办教师只能报师范类学校的*策规定。事实上“公办代课教师”就是个语义矛盾的名词。两个定语,说“公办”就是正式教师,说“代课”就是非公办教师。我在报名表上填的“中学教师”就是希望没有歧义(自认为我是公办教师)。

事后,我去县文教局讨说法。一位管人事的干部翻了下全县教师名册,慢悠悠地说:“你的个人档案都在文教局的名册里,这说明你是公办教师啊。”我说:“代课教师又作何解释呢?”对方回答:“现在上面暂时没给事业编制,所以叫公办代课教师,这样的教师不同于民办教师,工资是县财*发的,人员是不能流失的。”

“公办代课教师”,真是一个时代的奇葩,一个多么让人费解的身份啊!我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!

年的寒假里,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。

没有“中举”,心理压力越来越大,在学校里学生看我的眼光也有点异样,在同学朋友间,有一些善意的劝慰:你成绩是好的,只是志愿没填好,明年再考吧。

“知我者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。

迷茫无助的时刻,我只有向妈妈倾诉。妈妈没有上过一天学,但她的智力和处事能力远胜于一般有文化的人。我和妈说,我只能考师范,毕业后还是当老师,再说上大学期间是没有工资收入的,还要家庭负责生活费。妈妈呵呵一笑:“你考上大学了我可以再养你,考师范不是蛮好嘛,毕业了说不定你会在大学当老师,我担心的是你考不上呢!”妈妈轻轻松松的几句话,我感觉出了其中的分量。

仅过半年,年《全国高校招生意见》发布,全国统一高考的日期定在7月20日至7月22日举行。我决定再一次上高考试场。

年的高考已经有了全国统一的*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史地等科目的复习提纲,虽然内容浩瀚,但有范围划定,知识要点明晰。我的有利条件是,年的上半年,学校领导决定让我担任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,也就是说,我将负责高中毕业班最后一个学期的复习考试,同时迎接高考。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学生一起复习考大学,其实是有很大压力的。虽然心里暗暗下了再上考场的决心,但我还不公开声称一定会参加高考,故作潇洒,给自己留点余地。

就这样,我白天在学校给学生复习上课,晚上在寝室里自己补习备课。那时候,很多人选择了高复班听课,而我一天也没去过高复班,一方面羞于和年轻人同教室复习,另一方面我觉得边学边教的效果远胜于在高复班的复习。

这真是我自己发现的学习诀窍:头天晚上自己试着看书解题,记住重点要点,第二天我把这个过程在课堂里讲一遍,又向学生们提问一遍,这样就强化了知识记忆,复习的效率很高,这真是我当教师的优势。

直到上了大学,我还是采用这种方法,每到考试的前夜,我都会召集部分同学一起来交流答题要点,我主动要求担任主讲,把考试要点逐一表达,脑子里就有了清晰的思路,当然也会有遗漏的地方,同学们会及时指出,这样又补了我的盲点。我的考试秘诀是:看一遍不如读一遍,读一遍不如写一遍,写一遍不如说一遍,说一遍不如讨论一遍。这样一个过程下来,考试十拿九稳。我以为考试就是一种速记能力的发挥(尤其是文科),短时间里要记住大量的知识点,掌握好的方法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

年7月20日,星期四,天气晴朗,高温酷暑。全国统一命题、统一时间的夏季高考正式开场。这是我第三次进入高考试场,考场设在离我家千米左右的余杭中学内,那是我上初中、高中和担任过实习老师的母校。出发前,在家里地上铺一张篾席,让自己躺在冰凉的地面上,安静地休息片刻,考前脑袋里装着太多的题目,一兴奋就仿佛会把答案晃荡出来,我知道冷静沉着是必须的。按规定开考十分钟后就不允许考生进场了,而我就在这十分钟的间隙里,最后一个闪进考场。

如今考试的过程几乎淡忘了,但有一位同考让我至今不忘,那是坐在我前排(第一排)的一位高个子男生,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*装,估计是名退伍*人。也许*人的手特有力量,他的笔在和桌面试卷的接触中发出“嗒嗒嗒”的声响,像极了在发无线电报,这不停歇的声响让我心烦意乱,我举手示意监考老师,希望这位考生的写字力度能稍微轻些。第一次有点奏效,但过不了几分钟,“嗒嗒嗒”声又充满了我的耳际。走出考场时,我笑问他,你这样答题会不会把试卷戳破?他笑而答道:“写字下笔重是我的习惯,不发出声音我就不会写字了。”伴随着这样的节奏声,我居然抗住“音频干扰”,考完一场又一场,最后一场好像是英语,尽管英语分不进入总分,但我也还是进了考场,坐我前排的仍然是那位仁兄,奇怪的是,他手下““嗒嗒嗒”声竟然没有了。结束的钟声一响,大家兴高采烈地拥出考场,似乎人人都考了高分。紧绑的弦终于放松下来,我顺便问了前排的同考是什么感觉,他说,这英语好难啊,我是下不了笔啊!

我的高考终于有了结果,红榜贴在大街上,过往的行人羡慕地读出一个个榜上的名字。妈妈喜笑颜开,不断地跟人说:我们周家先辈出过状元道台,我们老家住的房子是“旗杆墙门”,院子里的旗杆真是竖得高,那叫书香门第啊!

年的10月16日,我哥和弟帮我扛着行李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报到。

年10月16日,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报到。

在办理入学手续的行*楼前,我竟然遇到了这位依然穿着*便装的同考者,我俩兴奋地握着手,感觉像是井冈山会师一般。据他说,我们的考场录取率很高,25位考生就有我俩考上了大学(后来知道78年高考文科录取比率是:1)。这位仁兄就是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专科班的同学,他叫王青平。

圆了自己的梦,遂了妈妈的心,我顿时感觉自己是个孝顺儿子。是啊,如果没有妈妈在我初中时劝我离开县剧团,初中毕业时,坚持不让我去大兴安岭支边,而让我上了年的“文革”第一届高中班,如果没有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去*垦农场当“战士”,而要让我去做“公办代课教师”,我怎么可能在高中毕业六年之后,和我的学生一起走进高考试场呢!妈妈是最懂得感恩的,她时常说:我们家出个大学生是邓小平的*策好。

大学毕业时,系里的领导悄悄告诉我要做好留校当老师的准备,我真是迟疑了好一阵,最后做出了放弃当老师的决定。离校前夕,我请吴熊和老师寄语,吴老师笑眯眯地说:记住孟子的名言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”。今天回想起来,我听了妈妈的话,也听了吴先生的话,儒家思想左右了我的大半生,恐怕余生还将持续……

任晓岗:羽强兄的考前经历端的是千回百转!时代的洪流在身边卷出一串串奇形怪状的命运旋涡……真是令人喟叹。

曹布拉:羽强兄的青少年经历曲曲折折,千回百转,引人入胜,像是一部十分精彩的电视连续剧。从他后来的成就来看,原来这深厚的底子是在少小时打下的。可见人生并没有什么侥幸,人家早就多多的付出了,所以才有现在的收获!

金健人:没想到羽强兄还是真正的百家子弟啊。厨师、理发师、摄影师还不足奇,最想不到的是还当过演员,如果不是被人伤了,可能就一直唱到老了。不过羽强的嗓子并不怎么好。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租用二三百平米的菜园子,那可将近半亩了,可以种菜外卖了。令人羡慕!怎么还吃不饱呢?看来种菜技术也不怎么地。最巧合的是与王青平同考场,还同入杭州大学中文系,同任职班长。如果没有王的重手笔噪音干扰,说不定后来会去别的大学,那就好多故事要改写了。

钱志熙:周班长上大学前的经历真丰富,农、商、艺、教都从事过,写得波澜起伏,从时代大背景中写出个人命运。他对母亲敬与爱,更令人感动!母亲对我们真的非常大。套句话,每个成功的儿女后面,都有一个好母亲。上次立汉兄的文章,也写出了这一层。“有一次去苕溪和内河相连的水闸处摸鱼,此处水深二、三米。”苕溪在我心目,一直是诗一样的存在。周班长的文章,一下子把我拉到它的岸边。[强]。

吕立汉:羽强兄是我进杭大见到的第一位同学。报到那天晚上,我从半道红下车后,一路辗转问路步行至杭大中文系,在传达室,就遇上了他。我说我的铺盖在*治系,怎么走?他很热情,说带我去,我连声道谢。到*治系我俩差不多走了个把小时,真有些精疲力尽。原来是方向反了!等于说我们俩沿着后来晨跑的路线兜了一大圈。那晚兜圈途中,我俩聊了许多,而其热心待人的品格也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让我有了深刻的体会。[呲牙]。

金树良:想起的是岁月,记录的是历史。羽强兄以自己丰富的经历,不纠缠历史旧帐的格局,为我们讲述了他是怎么一步步从那个时代坎坷的道路上走来。让我们这些捧着茶杯、端着酒杯的老头老太们又听到、看到了一个个精彩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故事。

最让我为他后怕的是因为撕大字报回家当引火柴而被抓的描述,还好只是被当作“红暴会”派来的特务,又机灵地逃离险地。要知道,在那个年头撕大字报是随时有可能被按上一个“现反”的名头的。那就不仅仅是被关黑屋,还可能被游街批斗,严重的话还有可能被“无产阶级专*”。

我的一位高中同学,就因为在寝室里随手在一把蒲扇上写了“打倒”两个字,然后被革命警惕性很高的同学发现:在“打倒”的背面刚好是伟人的名字。于是立马把他从家里抓回学校,关押批斗。呵呵,此事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算不了了之。羽强兄算是福大命大逃过一劫,我们也才有了这么一个好班长[微笑]。

陈建新:没想到周羽强也是五百个“小老师”啊。我们年级有三个,另外两个是孔小炯和尤炜祥。不过你高考前生活还真丰富,当过小演员,又干过小老师,这生活的多彩不仅有助于你考大学,也有助于你后来在电视台的工作。与王青平同教室高考也是奇遇。后来居然成为两个班长。[偷笑]。

张玲燕:没法想象写字下笔重到像发报,那个速度怎么来得及完成考场答题啊?

吕立汉:当读到高考坐你前排的那位穿*装的考生时,我猜测可能就是王青平,我知道他是余杭的。王青平研究明末清初小说,刚毕业那几年联系较多。

周羽强:王青平高考前是杭州无线电厂的工人,因该厂地址在余杭上文山,所以他参加了在余杭镇上设的高考点考试(属地管理)。

吕立汉:羽强兄比我年长一岁,童年时期艰苦岁月生活点滴的回忆,感同身受。人民公社食堂化,就是吃不饱,饿肚子。年,我同一院子的堂叔因偷吃“米泔”而被抓住,导致他蒙羞服*自尽。那时啥都吃,连观音土都吃。野菜之类有:野田菁、长毛草、苦叶菜、龙衣头等。糠饼很香,但吃后不易排泄,麻烦很大,我父亲遭此麻烦,是我亲眼目睹的。我7岁(年)那年生日,总希望能吃到一碗面条、粉干之类。但母亲给我吃的是一碗高粱汤团,这可能是家中最好的食品了。高粱汤团偶尔吃吃,感觉不错。吃多了,就不好吃。所以我们那里说吃高粱汤团是:第一餐关门吃;第二餐开门吃;第三餐请人吃。

金健人:周羽强是班长,陈亚敏是副班长,这当班长的公私兼顾,把与副班长的工作关系发展成了家庭关系。我当时是劳动委员,会对他们的有些举动感觉奇怪,后来就明白了。近水楼台先得月嘛,人之常情,世之常态。不过,有次聊起来羽强对我曾经当过灯泡的功劳矢口否认,让我有点小不满。

张玲燕:

金健人要说电灯泡,我才是。有一段时间,我和小吴彧分别是两个班的劳动委员。每周检查卫生,二班我一个,一班吴彧,周班长和陈班副三个。一开始陈班副亚敏姐见了我,深谷幽兰般地不好意思地抿嘴一笑,周班长可不,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,跟我说吴彧年纪太小了,我们俩帮着点。我开始还真的以为大哥、大姐心疼小吴彧,说不要紧的,你们回去看书好了,吴彧我会帮她的。因为我和吴彧同寝室一年,两人头顶头睡了两个学期。吴彧称我都是大姐姐、好姐姐的,欺负谁我也不会欺负小吴彧吧?但周班长好像对我一百个不放心,以后每周检查卫生,两个大哥哥、大姐姐风雨无阻准时到场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在周班长面前为曾经的电灯泡请过功,居功不自傲,这一点我比你做得好。

周羽强:健人是劳动委员,吴彧是检查寝室卫生的生活委员。

方一新:

凌凌你偶当几次灯泡当然不必请功,我们班这么多人当过你和建新的灯泡,大家什么时候请过功了。[偷笑]。

郑广宣:这个电费得付。[偷笑]

方一新:啊,灯泡,照亮他人,电费自理。[破涕为笑]

周羽强:

书剑

凌凌哈哈哈,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人为我俩当灯泡,我似乎也不需要有灯泡。至于有人自以为是灯泡,那我也没意见,不要说我不领情,反正电费我不会付的哦。[憨笑][憨笑][憨笑]。

吴存存:羽强师兄是我们的老班长,也是我们三组的大哥。记得入校时知道他做过中学老师,多才多艺,长得很帅,组织能力强,很喜欢开玩笑,小组活动时总是担任专业攝影师,我们小字辈都是仰视他的,相比之下自惭形秽,惟恐太近了会亮瞎了我们的眼。毕业不久又知道他在新闻电视界干得风生水起,已居高位,更加不敢接近。年绍兴同学会是毕业几十年后第一次见到他和亚敏师姐,承他们厚意坐了他们的车从杭州去绍兴,一路上相谈甚欢。我惊讶他们都几乎没什么变化,还是那么相知相爱的一对,感觉十分感动和温暖。今读师兄的回忆录,才知道他也经历过那么多的艰难和挫折,不然我大概会一直误以为师兄生来就是养尊处优的天之骄子的。[憨笑]。

沈澜:周班长在我心目中总是乐呵呵的样子,没想到也经历过诸多挫折磨难,那年代的求学之路真是各有各的坎坷啊。周班长多年的教师生涯,在大学四年也有用武之地,周班长曾组织我们去庆春门小学帮助孩子好几次,因为周班长有经验,孩子们好像都挺喜欢我们的。几年前在同学会上再见到周班长和亚敏大姐,在图书馆门前拍照时,周班长说要和大姐在当年拍过合影的地方再来一张,语气充满爱意,让我印象深刻。

与庆春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合影(右侧,最后独自一排为周羽强)。

吕立汉:

沈澜早几天还跟羽强兄聊起此事呢。我们班与庆春门小学结对长达四年。这事是羽强班长发起的活动。为此,我们班团支部还获得了杭州市先进团支部的称号。羽强兄至今还与那个小学班级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有联系呢。

童国樑:

周羽强周班长带队,与庆春门小学结对,这事办得好。作为主事者,你是应当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写下来。

方一新:一班在羽强班长和两位团支书的带领下,跟庆春门小学结对帮助,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沈卫东:周班长在我们组,大学四年的印象就是大哥,既是年长多岁的兄长,又是班级里的领导,说什么事都是指令性的。[呲牙][呲牙]。看了文章才了解周班长的青年奋斗史,一样的曲折,一样的追求上进。记得读书时有一次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去他在余杭的家里玩,那张拉小提琴的照片就是在他家拍的,只是不记得他说起过剧团的经历。[呲牙][调皮]。

岑宝康:

金健人周羽强进剧团的事我知道。他曾跟我说起,他们排练《智取威虎山》时,杨子荣与栾平对质,一个说,天王盖地虎,另一个答,宝塔镇河妖;一个又说,怎么脸红啦,另一个回答,精神焕发;照理,接下去一句是,怎么又*啦,可能那个栾平一时兴起,顺势追问,怎么又红啦;不愧杨子荣,归阵不乱,沉着应答,精神再焕发![呲牙]。

方青稚:羽强班长温文尔雅,说话有条有理,一直以来是个白面书生人设,没想到自幼生活经历如此丰富曲折。作为班树,40多年时前的大学时代的印象似乎是李玉和,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成杨子荣?羽强班长长得比较正能量,所以容易联想到当时样板戏当中的这两个正面人物。

林柔吟:周羽强同学的高考回忆,将他的曲折迁回、精彩纷呈的人生展现出来,特别是从事文艺工作的经历,更是别样人生,我是真羡慕,能经历这样的人生多不易啊!

方一新:羽强兄的高考前回忆文章,文笔生动,跌宕起伏,像读章回小说一般,印象深刻。它又把我带到了那个特定年代:年,那年羽强兄小学毕业,而我刚读小学三年级,有一天走在大街上,突然看到“打到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”的大幅标语,刘的名字上还打上了叉叉,惊诧万分!后来才知道,让国人灾难深重的“文革”开始了。

文章所述各种经历,除了农活外,大多是我从未体验过的:做小工,练手艺,讲故事,学乐器,当演员,经历之丰富,令人叹为观止。实际上,这些境遇和历练,为羽强兄日后从事的工作、取得的成就作了很好的注脚。从文中可知,城镇里的多子女家庭(羽强兄似乎兄弟姐妹共5人),生活并不富裕,好在子女懂事,如羽强兄年仅12岁,就跟长两岁的哥哥一起,租菜园种菜,除保证自家食用外,还偷偷外销,为父母分忧,正所谓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此外,摸鱼遇险,演戏被撞,也都惊人心魄,好在最终都逢凶化吉。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,其羽强兄之谓乎?羽强兄有位好母亲,“听妈妈的话,别让她受伤”,一定是支撑羽强兄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的心理支撑。

吕立汉:羽强兄的考前经历曲折丰富,几个大的人生转折点有母亲把关,很是幸运。我四年大学基本上都是羽强兄给我理发,水平不错![强]。

周羽强:我母亲确实家教很严。她今年已94岁,生活自理,不要保姆。我们几个子女到现在还经常听命受教。

林柔吟:有这样母亲真是大幸。

郑广宣:周公羽强大作拜读。老同学的文笔自不待说。至于其经历,俄罗斯那个老头是这么讲的,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;我们的俗语说,“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”;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们的同龄人,谁都有一本只有自己知道的苦难史,所区别的只是苦难的呈现方式不同罢了。好在羽强能苦难中找乐趣,无望中存期盼,曲折中有方向,特别是有一个好妈妈,总能在其迷茫之时给出明确的忠告,不仅能为周公最后考入大学给予助力,更为日后周公的辉煌奠定基础。贵为周公,也不能少了家中慈母。

大学期间,我与周公羽强接触还是比较多的。当然,多数是为了年级或班级的学习和工作,互相之间,不可能像文章所写那样袒露,也不可能有那样深入地交流。在中文系读书,周公的学习成绩是挺好的,现在才知道,他有自己总结的行之有效的学习考试方法。记得有一年我跟陈建新也曾一起为考试合伙复习,效果不错,但那时好像已经是三年级了。不像周公羽强,一直来对学习和考试驾轻就熟,故而那几个“三好学生”也在情理之中。

毕业后,羽强分配到广电机关,年上半年省人大机关搬到长生路,与广电很近,曾与羽强互相串门,聊聊各自的近况。下半年我就调到了浙江教育出版社,就很难碰到羽强。后来就只能在电视节目的末尾,看到羽强的署名,知道他已经到了浙江电视台。再后来,偶尔看一次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,羽强已是评委。好像是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期间,羽强写了一首有关西湖的歌,感觉挺不错。

周羽强:我似乎没写过关于西湖的歌。使命所然,我的出名作留给嘉兴“南湖”了。歌曲《红船向未来》经中宣部、中央文明办等十大部委评选,入选全国爱国歌曲首。此规格的主旋律歌曲,浙江仅一首。

陈建新:周羽强成为浙江电视台领导,他普洒的雨露也曾经到我头上。有一次余秋雨来做节目,好像是九十年代,周台长邀请我给这台访谈节目写一个串台词。我从未干过这玩意儿,勉强为之,周台长不以为陋,用了上去。因此我也唯一一次见到了余秋雨,还帮我很多学生手上的《文化苦旅》请他签了字。至今我仍然认为余秋雨这部散文集很好,谢谢羽强兄!

杜文庆:俺们一班的老班长周同学长得帅自不必多言,关键气质风度又特好,儒雅温和,很有亲和力,很有领导者魅力。而且面容显得嫩,显得年轻。原本以为他之所以不显老,是因为自幼生活优裕,未经受磨难。读过周班长上文后,才知他一路走来,也是坎坷不平。他高考前曲折的经历,大学毕业后事业的成就,无不向世人诠释了,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,留给有天赋有异禀的人!

童国樑:羽强兄在青少年时期也有那么多的不幸和苦难,但是,仍然顽强努力,培养出坚毅、仁爱、担当、好学的优秀品格,及出色才华,后来造就了辉煌业绩。在成长过程中,他母亲的引导和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周母我也见到过。那是年5月的假期,我、立汉、卫东,一起到余杭强哥老家。周妈妈忙里忙外,热情周到地接待我们。那年羽强的兄长的孩子刚出生不久,全家正沉浸在喜悦之中,我们也感到格外高兴。余杭之行,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。在此再次谢谢强哥母亲及家人们的热忱款待!

周羽强:

童国樑谢谢抬爱!在大学期间我们都是很好的学友,不揣浅陋,邀请到我余杭家里做客。国梁兄的高大个儿,我妈还有印象,曾问我,他分配去哪里了?我说去宁波法院了。此行是在四十二年之前了,时光荏苒,记忆犹新。[握手][憨笑]。

吴朝骞:杭大中文78级的高考回忆一波接着一波,零星的细碎的片段构成了离我们不远的历史画卷。我觉得羽强同学的文章历史感特别强,信息特别丰富,如实再现了40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。周羽强同学小学读完遇到“文革”停课,辍学在家好几年,因为揭大字报差点遭遇不幸,很有镜头感。

“文革”时我读小学,那时都停课了,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很爱去,那就是温州“灯光球场”。温州两派斗争很激烈,但开始是文斗,有一句话叫“大鸣大放大辩论,还有革命的大字报”,可见大字报是比较重要的舆论阵地,灯光球场铺天盖地,贴满两派的大字报。我一有空就跑灯光球场,读着还散发油墨之香的大字报。内容除了各种观点的辩论,就是揭发对方所要保护的领导干部的*治、经济乃至生活问题。有趣的是大学毕业后分在机关,大字报的主角好多还在岗位。

大字报的更新,一个是来自对方大字报的覆盖,刚贴上就有人有意拿新的大字报覆盖,不免有拉扯抢夺的小动作。一个是捡破烂的人撕掉当废纸卖,如羽强兄拿去当柴火的不知有没有。大字报也是生财之道,确如建新兄所说,我没有温州人的经商之才,否则早已成为著名商人了。

羽强兄小学毕业三年才读初中,这个情况温州也有,好几届小学毕业生一起读初中,就像恢复高考后的十多届学生一起读大学。

再是独特的经历也有趣。我就学时,代课老师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。高中毕业后也有同学去代课,基本上是通过各自途径和门道谋取,温州肯定没有成批招收代课老师的做法,不然我也有可能呢!

对周同学的艺术细胞非常佩服,又是小提琴又是唱戏剧,都专业演员了。可是在大学里比起马华、徐敏、任平等著名演员,你绝少登台一展歌喉啊!很希望在下一次年级聚会中,有周班长的汇报演出。

张玲燕:

吴朝骞看大字报我比你方便,我走出家门就在*岩县城主街道上,那段时间看红卫兵潮起潮落,看大字报栏下捡破烂的穿梭其中,看革命口号一茬换一茬,墙上的广播站也从人民广播站改成革命造反广播站。什么“金猴奋起千钧棒,玉宇澄清万里埃”,什么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,还有众多的样板戏,很多词汇不是从大字报栏看来的,就是从高音喇叭上听来的。[偷笑]

张玲燕:张扣林、徐小洪、任平、倪集民、何一枫、李瑜、陈建新,还有在“小老师”编制的周羽强、孔小炯、尤伟祥……我很佩服你们,我们很多人是为改变命运、更具体来说是为谋一个职业而高考,而像你们这样有工作的人,一般都不会那么辛苦地丢下当时很稳定的工作来复习,你们真的是为爱好而高考。佩服你们![抱拳]。

陈建新:你列举的我们这些有稳定并且较好的工作考上来的,我们前七人都带薪上学,唯有周羽强、孔小炯和尤炜祥没带,主要是五百个“小老师”没编制,造成工龄不够,其实都应该带薪读书,被杭州市教育局害了。他们考进来,要比我们更难,毕竟需要家庭财力支持才能读下来。

周羽强:杭州市*府在年才正式确认名小老师的工龄(年毕业分配时算起),但时过境迁,上大学时不让我们带薪,明显让我们吃亏了!

张玲燕:

周羽强有文件工资不补发吗?

张玲燕:我指的是工资可以补发的呀!

张玲燕:哦,只是承认工龄,这个和知青一样的。

周羽强:还不一样,“青年教师”是拿财*工资的。但不再纠缠历史旧账了。

张玲燕:嗯,跻身名之一,就很了不起,都是当年杭州的小秀才啊![强]

陈建新:周羽强和我同龄,我们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刚好六七岁,真是要吃的时候,饿肚子的体验刻骨铭心啊。

许贺龙:万万没想到,像周班长这样浓眉大眼肤白身高的大帅哥,居然也曾有饿肚子的经历!也万万没想到,像周班长这样当年我们羡慕嫉妒的对象,居然有曾有辍学、为生计而发愁的经历!可见那个年代是多么不堪回首。

周班长的故事一波三折,跌宕起伏,娓娓道来,既讲述了他独特而坎坷的人生经历,也总结了他对时代、对人生的思考感悟,让我们收益良多。他多才多艺、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好学上进、从善如流的品德令人敬佩!

我也有两件小事与周班长的经历类似:一是下河摸鱼,膝盖被落在水下的犁刀划破,留下了伤疤至今仍在;二是小学期间作为学校的故事员,给别人讲故事锻炼了自己。[呲牙]。

张玲燕:我下乡的时候曾经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故事员培训班,回来后每逢大队开社员会大会,我就先上台给大家讲故事。当时怎么会想到,讲故事的经历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,为我后来当老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[偷笑]。

许贺龙:我当故事员时正在批林批孔,记得有好几个故事就是讽刺孔老二的,现在想起来是对至圣先师的大不敬,真是罪孽呀![偷笑]。

张玲燕:我也差不多这个时候,但社员们更喜欢我讲将,我就给他们讲水浒。我现在想来,对孔子好像没有内疚的,当时照本宣科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,我真的胡说八道了。[捂脸]。

朱承君:羽强兄记忆力超群,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,少时经历有着电视连续剧的意蕴,更兼多才多艺,能拉一手好琴,还理一手好发。[强]。

魏丁:周班长的高考前经历,好多的峰回路转,小说一样。真是丰富的人生。中学语文教师素质测试的余杭区的第一名,有笔误,那时候没有余杭区,余杭县第一名?

周羽强:余杭县当时就有临平、余杭、塘栖、三墩、瓶窑五个区。我是余杭县余杭区余杭镇人。当时行*区划就是:县、区、镇。年时的余杭区是县属区。

沈卫东:我记得咱们周班长的曾用名:余强,是对余杭的一种纪念吧?

陈建新:他妈妈早就认为自己儿子是余杭最强的,故取名余强。[偷笑]。

郑广宣:他爸起的名字好不好![偷笑]

方一新:有个细节我比较好奇,羽强兄到酿酒厂打工,“工头给我一副水桶,叫我去百米远的运河挑水,把百来斤的河水倒进装有60度白酒的大酒缸里,稀释至30度左右。”这样用运河水稀释了酒,就销往市场的吗?[疑问]。

周羽强:

方一新河水(自来水)兑高度白酒,酒厂都是这样做的。工人们说白酒能杀菌,喝了绝无问题。

曹布拉:我在公社酒厂看工人用井水兑刚榨出的酒(约八九十度),边兑边用一支温度计一样的东西测度数,兑到60度左右就算成了。

周羽强:

曹布拉是这样操作的。因计度计较值钱,不让挑水工来用,我先以口舌测试,差不多了,师傅再用计度器确认。

方一新:看来高度白酒用水勾兑是惯例,我是少见多怪了。好吧,还是喝白开水最放心。[偷笑]。

个人简介:周羽强,男,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,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(本科)。中共*员,国家一级导演(正教授级),曾任浙江电视台文艺部主任,台副总编、副台长、艺委会主任、浙江影视集团董事长、总经理。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,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,浙江省电影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、戏曲家协会会员,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研究员。年获中国德艺双馨(百佳)电视艺术工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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