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张煎饼的双城记冰点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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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编者按黄友良家是村庄第一户走出去的家庭。23年前,当这户人家背着铺盖、筷子和辣椒面登上开往上海的绿皮车时,油篓村和成千上万个村子一样,开始寻找与城市融合共生的办法。那时的黄家人没有想到,自己身处上海和油篓的夹缝间,转眼便是20多年。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:21分钟作者/程盟超编辑/从玉华23年来,山东汉子黄友良在上海的身份始终是“卖煎饼的”。这些年,他雇了员工,给沂蒙煎饼里加芝士和培根,顾客从街坊阿嬷渐渐变成走路生风的白领。可他的店面依旧在菜场巷道间不起眼的夹缝中迁徙。他喜欢这座城市,却从不敢将它视作归宿。黄友良刚来上海时,内环高架还孤零零地杵在空中;静安寺附近遍布低矮老楼,野猫耗子在巷道里肆无忌惮地追逐。他曾经落脚的野草疯长的大院,如今建起摩天大楼。黄友良家的店员正在制作煎饼程盟超/摄黄友良比很多“上海人”更熟悉这座城市。如今寸土寸金的静安寺周边,他的店铺被精致的红砖洋房和挂着英文招牌的乳白色酒吧包围。十几平方米的煎饼店是另一个世界:他像23年前一样,把一勺面糊浇在滚烫的铁板上。用木勺刮匀后,这摊面滋滋作响,冒出白烟,半分钟就变成一张煎饼。摊匀一枚鸡蛋需要10秒,铲碎一块薄脆则只需1秒。这些动作每天在店里重复次甚至更多。时间在这里流淌得缓慢。柜台上贴着硕大的红底黑字,“欢迎您到俺家来用餐”。墙两边糊满了老旧海报,上面是他的家乡——沂蒙山区一座名叫“油篓”的村庄。这座小山村被黄友良夸作“中华煎饼第一村”。没出年关的村子里,街道几无人烟。空荡荡的楼房下,鼻涕糊了一脸的3岁孩子摔倒在马路上。3位老人颤抖地抬着一箱水果,在公寓楼的阴影下慢慢地走。多口人的油篓村享有盛名的唯一原因,是村里近千名劳力,几乎散落在全国各地,用手摊煎饼换来家里的吃穿用度。黄友良家是村庄第一户走出去的家庭。23年前,当这户人家背着铺盖、筷子和辣椒面登上开往上海的绿皮车时,油篓村和成千上万个村子一样,开始寻找与城市融合共生的办法。那时的黄家人没有想到,自己身处上海和油篓的夹缝间,转眼便是20多年。-01-流离虽苦,却能赚到真金白银年,黄友良一家刚来上海,借住在远房亲戚的棚屋里。一家人打着地铺,睁开眼就能瞅见敞开的石棉瓦,谁也睡不着。当年年初,黄友良的父亲黄守军承包的农用车出了事故,对方一死多伤,欠下一大笔赔偿。试图东山再起的他去种红薯,地窖挖到一半就塌了,又砸死一人。黄守军跑遍全村都借不到还债用的十几万元。当时的油篓村,每个人只能匀到三四分地。种地谋生的村民家常年没油吃,因为地里种了榨油的花生,主粮就不够用。有亲戚心疼黄家,刚送来一只羊,立刻被闻风而来的追债者牵走了。来到上海,全家就图两件事:活下来和还债。14岁的黄友良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,蹬40多分钟的三轮车,驮着比他还沉的黑煤炉,五点半赶到菜市场开摊。黄友良家制作好的煎饼程盟超/摄姐姐黄友娥记得,有一年她重感冒,咳嗽了一宿,第二天出早摊时又遇暴风,连人带车被掀翻在坡路上。不过她没觉得疼,只心疼一地的鸡蛋、面粉。一家人拼命赶早出摊,除了早市人多,更因为城管9点上街巡逻。那是少年时的黄友良第一次对大城市产生窒息般的恐慌感。母亲曾被城管逮住,要没收全部炊具,怎么求也没用。稚气未脱的黄友良去求饶,城管心疼孩子,才放他们一马。后来流动摊抓得严,黄家人租了元一月的固定摊位。刚换地方时,黄友娥摊煎饼的手不停地抖,就怕销路不好,回不了本儿。在上海的头两年,黄友良家只能吃粗粮饼子和咸菜,摊煎饼剩的面糊都算是“好东西”。同样沪漂的邻居看见了,觉得这户人寒酸,笑话他们。黄家从此锁门吃饭。直到年,他们还清了债。父亲撕掉最后一张欠条后,去银行办了张存折。黄友良记得父亲握着红本本老泪纵横,“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这玩意儿。”流离虽苦,却能赚到真金白银。黄家四口人没把这秘密掖着。黄守军带着上海赚得的微薄现金第一次回乡时,自家的债还没还清,亲戚都涌来借钱。理由包括生病、盖房、孩子结婚,这些家都穷得拿不出钱。当时村里有句歌谣,“油篓真奇怪,老到无人管,少到没人爱。”黄守军回忆,当时他就想着让村里的人赚钱,都富了,找自己借钱的人就少了。他开始在村里宣扬自己在上海的经历,撺掇乡邻外出谋生。结果第一年,就有好几家同样背债的男人跟着他来了上海。黄守军的干儿子李中运就来上海“讨生活”。他每天5点出摊,有时7点还卖不出一张饼。走投无路的他买了最便宜的毛笔和墨汁,又从垃圾箱里翻出块旧木板,上书“正宗沂蒙山杂粮煎饼,香脆甜,营养丰富,老少皆宜”,摆在摊位旁边,人气慢慢聚集。李中运的摊位第一次有人排队那天,他收摊后去隔壁肉店割了几块钱的肥肉,回家搁上辣椒爆炒,和同村的兄弟喝了顿酒。两个大男人喝着喝着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松江大学城,黄玉东的女儿在店铺一角玩手机程盟超/摄油篓的村民们渐渐扎下了根,开始和城市发展的车轮一同向前。流动车被取缔后,大家渐渐搬进了固定摊点。再后来,开始租用早间无人营业的餐馆,一些生意好的家庭有了自己的门面。煎饼从1块5涨到如今5块起步,经营尚可的夫妻档,年收入从刚来时的一两万元,渐渐稳定到了现在的二三十万元。少数几家人还承包了学校食堂,或者开饭店、连锁,成了“老板”。日子的变化真切地体现在这张薄饼里:曾经又黑又重的煤炉被统一替换成煤气罐,再后来只允许用电。黄有良一家刚开始做饼时,里面夹的油条,很快换成了薄脆和鸡蛋。这世纪的头几年,人们喜欢加肉;可最近,培根和鸡柳又不再流行,豆芽海带金针菇等各色蔬菜成了新宠。也有一成不变的东西,比如摊煎饼的手艺只传给临近市县的老乡。关键理由只有一个:唯有老乡开店,才会商议价格和位置,避免恶性竞争。黄友良统计,这几年,先后有20多位老乡在他的店里打工,学会手艺后离开,其中不少人自己开店。无依无靠的大城市里,摊煎饼的手艺是联系乡情的纽带,更是安身立命的本钱。-02-“我们就像牧民,哪有水草就去哪”年前后,黄友良家人住的棚户区开始被拆迁。市中心的大规模建设直到前几年才停止。父亲和黄友良开玩笑说,“房价太贵,终于拆不动了。”至此,他们已经在上海搬了近30次家。身处上海的油篓村民并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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