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年前的残疾人生活到底有多难击垮家庭的

不幸，笼罩着残疾人家庭。30年前，在国家财力有限的现状下，残疾人家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精神与物质的代价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也在呼吁，全社会都要关心残疾人家庭，为解除他们的不幸，人人都该献出一份爱心，让这些家庭轻松些，和健康的家庭一样享受应有的幸福。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表明，中国人口已达14.1亿人。又有统计数字表明我国残疾人总人数万人。各类残疾人的人数分别为：视力残疾万人；听力残疾万人；言语残疾万人；肢体残疾万人；智力残疾万人；精神残疾万人；多重残疾万人。

以上数字证明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，大约每17名中国人中间就有一个残疾人；如果按每个家庭平均3口人计算，那么，每6个家庭便有一个家庭要担负教养残疾人的义务。

面对残疾者，人们都会发出一些同情的感慨与惋惜，但同情是精神不是物质，同情替代不了心理与肉体的双重痛苦。在国家财力有限的现状下，残疾人家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精神与物质的代价，不幸笼罩着残疾人家庭。

现在我们的祖国无比强大，各项福利也比较健全，残疾人都有最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。

但是在30年前，我国还在发展初中期阶段，残疾人 是当时的弱势群体，生活艰难。今天朋友们说几个当时残疾人的故事，发人深省。

故事一：午时，楼道里静悄悄

他抱着8岁的儿子，精神恍惚地一级一级向7楼爬去。

今天是13号，人们都说这是个不吉利的日子。原先，他根本不相信，相反，他最渴望这一天，每月的这天厂里发工资。每当他反反复复地数那十几张大团结。心中总掠过一阵无名的狂喜。然而，就是半年前的那个13号，他开始相信13这个数字是不吉利的了。

“真没想到斜刺里能窜出可恶的摩托车。”他想。上午11时，他领到了3月份的工资。打从组长把工资单递到他手里，他便开始勾划午饭的蓝图：花5块钱。

5块钱，相当于他一天的工资。一顿饭就吃没了，真了得！但他敢花，虽然要给乡下的父母每月寄10块，互助储金会每月存20块。唉，儿子小冬来到世上，却把他妈打发到了阴间。他觉得现今人情淡如水，为妻“守节”8年，人前人后总是将腰板儿挺得直直的。8年了，孩子不能还没妈，总得攒几个钱说门亲吧？

还差20分钟午休，他便溜出厂门，拐进路边那家简陋不堪，统共只有6张小方桌的“仙客来餐厅”。他将菜谱从头至尾看几遍，开始琢磨儿子喜欢吃的东西。儿子什么也喜欢吃。活了8年，肚子里有点什么玩意儿？忽然觉得对不起儿子，便毅然花两块五买上一只大大的酱猪蹄儿，这玩意儿又顶啃又解馋，再买3两水煎包花9毛，自己来一碟卤花生米俩烧饼，每月一次的盛餐使他禁不住笑出声来。

他买好饭端在靠门口的一张桌上占着地方，眼巴巴地看着儿子必经的那个路口。没多久，他便看见了儿子瘦弱的身影。唉，8岁了，身量儿还没人家6岁的孩子高。真难为你了，儿子。爸给你买了猪蹄、水煎包了。儿子也看见了他，欢快地拽下红领巾在头顶摇着，画着红红的大圆圈儿。

突然，斜刺里窜出一辆摩托车，将小冬撞出一丈多远，车上的一对妖男冶女球一样地弹出去，无人驾驶的车子在路口划了个小弧圈儿，又狠狠砸在小冬的股骨上。

空气，凝固在血泊里……

当医生不得不为小冬截去那条无法治愈的腿时，做父亲的惊呆了，他不知自己如何回的家，也不知以后该怎么办。

半年过去了。一大早，医院，嘴里不住地嘟嘟囔囔：唉，小冬，你完了，爸爸也完了。从今往后怎么过！早晨晚上好说，晌午我还得天天回家给你做饭，时间长了，假也请不起。叫你奶奶来，可爸爸挣钱太少；把你送到乡下，可我又怎对得起你死去的妈

医生查完房，为小冬办好出院手续。医院，还欠厂里多元。

“真没想到斜刺里会窜出那辆可恶的……”

他嘟囔着，抱着小冬，精神恍惚地一级一级往7层攀：唉，人过三十，草过天时。爬上5层就喘得厉害，两腿发软。也难怪，半年没吃点荤腥，咸菜瓜儿能撑几天？说一千道一万，无论怎么也得让小冬继续上学。我拆了自行车给他做个轮椅。我上班前送他上学，中午接到厂里吃饭，吃完饭再送他上学，晚上下班再接回家再做晚饭。

怎么看不见了，眼前直发黑？说什么也不能再亏了小冬。小冬上了大学让他专攻语文，长大指望着写点什么换点稿费也行。要不然学着刻图章什么的，在家开个图章店……我这是怎么了，可恶的摩托车……

他用 的思维指导双臂抱紧小冬，然后调转身子背朝楼梯。他倒下了，后脑勺撞在水泥石级上，没摔着小冬子。小冬哭喊着连声叫着“爸爸”，他没有听到。

午时，楼道里静悄悄，静悄悄……

故事二：可怜天下慈母心

飞机终于着陆了。一小时后，她顺利地通过了各道关隘，走向早已等候在机场大厅的小姗和丈夫。

她拥抱着女儿。小姗全身颤栗，像迎接命运之神，尽管她的眼前仍是一片黑暗，但她相信母亲会给她带来幸福的光明。

“带来了？”丈夫悄声问。

“带来了。”妻子骄傲地答道，“先去找常教授。”于是，一家三口立刻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。

她是一位慈祥的母亲。小姗曾骄傲地对别人说，妈妈是她在世界上 的朋友。她无一遗漏地接受了母亲经济学硕士的遗传基因，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，便把“争 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在两间加起来不足20平方米的“彼得堡”里，常常是母亲的灯光亮多久，女儿的灯光就亮多久，母女相伴，灯光相依，小姗在母爱的氛围里顺利地读完了小学、初中和高中。

两年前，小姗读高三。临近高考时，发现自己视力异常，就悄悄跟妈妈说了。妈认为女儿功课紧，负荷重，肯定是累的，也就没在意，只是安慰了她几句。女儿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以平均89.25分的成绩名列全考区榜首。然而，在体检时，医生发现她的视力相当差，裸视为0.02。在为小姗作了认真全面检查后，毫不犹豫地确诊为“白内障”，并断言，半年后便会失明。

于是，她带小姗找到最负盛名的眼科专家常教授，教授讲了两个方案：一是手术，待完全失明后再做，效果较好；二是药物治疗，但国内无 药，结果不会很理想。

她想象着那柄无情的手术刀，

为女儿的眼睛颤栗着。万一手术失败怎么办？那样有多好的药也无济于事。她综合常教授的意见，也决定了两个方案：想尽办法先用药物治疗，如无效果再做手术。

一年多以后，她终于谋求到去日本考察学习的宝贵机会。临行时，她吻别了已完全失明的女儿和满腹苦衷的丈夫，踏上了异国的土地。

东京，她回到住处，眼前浮现着小姗惨白的面色和失明的眼睛。一阵饥饿袭来，她忽然醒悟到还没吃午饭。她就着微弱的*昏之光泡上一碗方便面，便又凝神而沉思，说沉思，其实大脑里一片空白。方便面已将她的思维泡得十分苍白，勒紧腰带的三个月中，她的体重大约掉了10多斤。

唉，就为那盒药。那盒昂贵的药。那是女儿眼睛的光明之神。

然而钱不够。尽管只差万日元。她的同伴婉言拒绝了她借贷的恳求，这使清高了大半辈子的她极为尴尬和伤心。

但是，她太需要这万日元，她是一位母亲，她有母亲崇高而伟大的责任感。于是，她顾不上捡起被碰撒在地上的午餐，疯也似地冲出房间，敲响一位伙伴的房门。

在伙伴诧异的目光里，她失态了，泪水滚滚涌出，全身抖个不停。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女儿的不幸，诉说自己的焦灼，说到动情处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同伴面前，央求借日元，回国后加10倍偿还。

同是母亲，同伴陪她掉泪。于是，同伴陪她买回了那盒药。谁知，回国后常教授只看了一眼便说：这种药国内有，效果比这还明显。

她马上昏了过去。

故事三：鲜明而又可恶的反差

他叫陈红卫，是“文革”时期武斗最激烈那年被现在的父母从街头的破苹果筐里捡回家的。父母将“抱养”那天算作他“生日”，然后起了这个当时很时兴的名字。尽管他直到9岁才不用人搀扶， 次踉踉跄跄地迈起几乎形成度的内八字步，他的父母还是尽心尽力地把他抚养成人。陈红卫长到了18岁，父母开始为他的工作操心。可是，他们“不认识人”，找工作无门，养父只好向自己所在的菜市场申请提前退休。但菜场不是慈善机构，一个下肢有残疾的青年再年轻，也无法蹬车送菜，因此，菜场领导很婉转地告知他：退休可以，顶替不行。

陈红卫听了这个消息，并没有从希望的顶峰栽向绝望的深渊，他不谙世事般地对养父说：您可以给我找一个坐着干的活儿。

患有脑瘫的聋哑姑娘季晓比陈红卫幸运得多，幸运的原因是她有一位当工业公司经理的父亲。季经理原先是一家县级大厂的经营副厂长，后来通过关系调到这里。他的“关系”告诫他，这个单位是“清水衙门”，比不上他现在的职位来得实惠，但他还是坚持要去， 也就去了，并实现了他得到目前职位的愿望。

季晓长得人高马大，13岁那年就能扛一袋25公斤重的面粉登上三层楼而使同龄男孩丢脸。她16岁时的饭量足以吃死老子，这很使家里的口粮发生危机。她最喜欢干的事是没事找事干，她曾把家里的那只俄罗斯小挂钟反反复复“研究”了许多天， 拿它去街上跟顽童换了几只毛杏。

有一天，季晓跟父亲到了一个令她十分新奇的地方，许多跟她年龄差不多的丫头小子，不知在玩什么“大家伙”。她用哑语问父亲，父亲回答说是“工作”。这下可把季晓羡慕死了，马上用最坚决的手势要求入伙。父亲笑得很可亲，告诉她别着急。当她随父亲在这儿吃了一顿美得她直嗷嗷叫的午餐后，极不情愿地被父亲拽进崭新的豪华“尼桑”。

许多天后，父亲欣喜地递给她一叠钞票，告诉她，是她自己“赚”的。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。

可这件事确实是真的，季晓随当经理的父亲到那个社会福利工厂转了一圈儿，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家工厂的“工人”。

如果陈红卫得知此事，将会怎样呢？

故事四：无法并存的自尊与虚伪

因婴儿瘫而左腿致残的徐立强目前有一个优越的生存环境：父亲是英文教授，母亲是日文副教授，一个姐姐在外贸当科长，另一个姐姐在美国读博士学位。

还有，他还曾有一位美丽的妻子。

年9月28日，徐立强结婚3周年。在喜庆的日子里，他与妻子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。

妻子哭了。徐立强却长舒一口气，感到了无比宽松的解脱。

谁能理解他呢？一个残废，却与健康美丽的妻子离婚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是这个家庭插入了第三者吗？是妻子虐待有残疾的丈夫吗？是徐立强因心理变态而作出非正常决断吗？

都不是。

问题的根源在于：他不能容忍别人把他当作木偶，不能容忍他的自尊像面团一样被人揉来搓去，然后作为精美的食品去犒赏他人。

年9月1日，已经年满9岁的立强开始了三年级的生活。此时，全国学习雷锋的热潮铺天盖地。

立强的妻子，我们暂且叫她小芳吧，当时跟立强同班，还是邻居，每天和他一起上学。有一天下大雨，学校门前铺设自来水管的小沟里积满了水。小芳没有犹豫，毅然背起立强跨了过去。这一下可轰动了全校：“小雷锋就在我们中间”的学习活动开展起来了，小芳为此加入了少先队。紧接着便是蜂拥而上的“小雷锋群体”。立强的同学差不多天天早晨一群群地邀他一道上学，有的连早饭都顾不上吃。为替他拿书包，他们可没少打架，尤其是快到校门口的时候，为争立强的书包弄得死去活来。

学校走廊里有一块大黑板，专门设了“表扬”与“批评”两栏，每天送立强上学的同学，名字都用红笔写在表扬栏中。

这种现象，一直持续了很久。立强为此十分苦恼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条残腿会给那么多人带来荣誉，而自己三年级了连少先队员都不是。他憋着一肚子委屈，一肚子泪水，总想找个什么机会爆发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那是为建市少年宫，小学生都轮流去参加劳动。为表现一下自己，也为捞一个表扬，立强也坚持去了，并抢到一把小镢头，任务是给小树苗刨坑儿。

说来也真不顺，刨了不到半尺深，就遇到一块大石块。他实际上只用一条腿站立着，躬着身子直打颤。10多分钟后，终于将石头刨松动了。他划了划石边的土，心想一下子就可以将石块钩出来，于是就开心地擦着汗水，品咂着劳动的甜蜜。谁知小芳跑过来，二话没说就把石块搬起来扔得老远，正巧老师过来检查，就表扬了小芳。立强看看自己劳动成果被人轻而易举的拿走了，他把一肚子委屈、泪水、憎恶一股脑地用一巴掌甩在小芳脸上，小芳美丽的脸蛋上立刻留下了立强的几个指印。

小芳哭了，立强拾起木拐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后来，他们都长大了，小芳进了纺织厂做了挡车工，立强待业在家学英语。

立强母亲挺喜欢小芳，很有娶她做儿媳妇的意思。小芳的哥哥瞧立强家殷实，一大家子知识分子，就劝小芳嫁给立强。小芳看立强逐渐出息，还翻译了小说在杂志上发表，默许了哥哥的劝说。而立强认为自己是残疾人，娶个健康姑娘总不是那么理直气壮。这件事叽咕了很长时间，直到有一天小芳与嫂子撕破脸儿大吵一通，无法在家呆下去了，立强才下了决心。

婚后，两人的生活比较协调，只是小芳上三班，工作累，谈不上照顾立强；而立强去父亲所在大学的研究所做临时工，晚上帮父亲或姐姐翻译一些外文资料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问题出在有关部门瞅准了小芳，认为小芳“下嫁残疾人”是无私之举，于是组织人马为小芳整理事迹。接着，小芳由厂先进上升到市先进，又上升到“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标兵”，还在市大会堂向千人作报告。

从此，报社、电台、电视台记者相继登门，本来挺平静的家庭让热情的烈火烧沸了，立强断然拒绝电视台记者“导演”的：让小芳背他上下楼、洗脸洗脚，坐在那儿等小芳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……

他愤怒地用木拐把兴奋得涨红了脸的小芳赶到一边，郑重地声明，残疾人决不是积木，他有尊严！

他为此提出离婚

于是，就发生了前面的一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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