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隐隐于市,天蟾舞台隔壁的地下*中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上海市中心的云南中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马路，四周是繁华的商圈。在云南中路-号有一处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下*中央机关——中共六大以后*中央*治局机关。在大革命低潮时期，该处是共产*在上海存在时间最长、层次最高、中央领导人到过次数最多的一处机关。

“福兴商号”的老板和老板娘

年4月初，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，但武汉旋即发生“七一五反革命*变”，同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迁回上海。

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年代，要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找到一处秘密的*中央办公机关着实不易。经审慎考虑，*中央将这一任务交给熊瑾玎去完成。他富有理财经验，又善于交友，对革命忠诚。年4月，熊瑾玎由汉口转移至上海后经李维汉接上了组织关系，几经奔波找房，终于在公共租界沪中区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云南路口号租下一处坐西面东的二层临街房子。这一排普通医院，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台，剧院西侧一条小弄堂的后门，有一个水泥楼梯可以直接进入二楼房间，不医院，对面有一座妓院，可谓是公共租界灯红酒绿的混杂之地。

中共六大后（年-年）中共*治局机关所在地，地点在上海福州路近云南路口，天蟾舞台旁边。此照摄于年8月祝华拍摄（周公馆工作人员）

根据周恩来提出的白区工作要坚持社会化和职业化的原则，熊瑾玎在房子外面挂起“福兴商号”的招牌，以商人身份经营湖南纱布，平时在机关内坐庄忙于接洽各种经营业务，与各界人士打交道。中共六大后熊瑾玎担任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会计，为筹集经费和建立联络点，他开了三家酒店、一个钱庄，还同毛泽民经营了“集成印刷厂”，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，与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，还入股一家大型布店。这些经营收入，他都拿来用作共产*的活动经费，自己则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。

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革命活动，熊瑾玎报请中央审查批准之后，该年夏天将在汉口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调来协助他工作。朱端绶年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就读，而此时熊瑾玎担任该校校委，因而对朱端绶的勤学聪慧留有深刻的印象。在上海相处的几个月中，两人朝夕相处，建立了真挚的感情。熊瑾玎见这位年轻俏丽的姑娘竟有较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纯的品格，内心爱意渐浓。周恩来了解这些情况后，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。这年中秋之夜，周恩来与李维汉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“福兴商号”开过会后，熊瑾玎与朱端绶在四马路川菜馆筹办了一席酒菜，大家一起饮酒赏月。席间周恩来提议说：“瑾玎同志是我们革命的‘老板’，现在还要有一位机灵的‘老板娘’。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合适。”李维汉、邓小平等均附议赞成。朱端绶腼腆地说：“如果*需要我这样做，我就一定当好‘老板娘’。”从此，“老板”和“老板娘”在*内叫开了。熊、朱两人成为眷属后，熊瑾玎特赋诗赠予妻子以表心迹。诗曰：“少小朱家子，超然思不群。操劳孟慎德，俊丽卓文君。一见情如故，相亲意更殷。同心今缔结，共度百年春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朱端绶在《自传》中也回忆：“瑾玎对我一往情深。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。同瑾玎一起‘生活’了3个月，我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、真心实意的人……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，并肩战斗了45年。”

年下半年，熊瑾玎、朱端绶重返机关旧址时在房间内合影。祝华拍摄

为了确保机关的绝对安全，夫妇俩防范十分周密，平时不忘记以在窗口或门口挂篮子等方式作为联络警示信号。熊瑾玎白天做生意，干革命，晚上忙着秘密工作，常常彻夜不眠。“老板娘”朱端绶则跑交通、洗印抄送文件，在开会时烧开水、做饭等。朱端绶曾回忆说，自己外出送文件时特别小心，有时将文件藏在小孩尿布里。

叱咤风云的中枢机关

中共六大后，*中央在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，是要进行艰难的组织恢复、整顿和重建工作。中共中央各部门相继秘密建立起来。当时，中共中央组织部秘密机关设于成都北路爱文义路小菜场旁两层楼内，部长先后是周恩来、罗登贤。中共中央*事部秘密机关设于上海法租界新闸路经远里。而云南中路“福兴商号”的中央*治局机关，是中枢机关。

“福兴商号”二楼楼面有三间，约平方米，可作中央*治局开会的场所。当时中央*治局和*治局常委会议几乎都在这个机关内召开。开常委会人少，用一间；*治局扩大会人多，两间房子都用上。会议的内容是事先定好的，都是些带有全局性、重大的事项，如工人运动、国内形势、经济问题、应对局势的策略、方针及工作方法等。一些*内问题，如顺直省委、江苏省委问题的解决，中央对各地红*发出的重要指示，中共六届二中全会、三中全会准备工作，均在此讨论、酝酿。

“福兴商号”布庄室内复原图

中共六大后的*治局常委由向忠发、周恩来、苏兆征、项英、蔡和森五人组成，担任中共中央*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的向忠发，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限，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起主要决策作用。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，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。周恩来在年11月初由莫斯科回国，*治局会议立即决定：“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豪(周恩来)起草提出。”当时前来云南路出席*治局或*治局常委会议的人员，据李维汉、*玠然的回忆，有向忠发、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项英、瞿秋白、彭湃、邓小平、*文容、李维汉、徐钧根、顾顺章、李富春、关向应、罗登贤等。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*治局常委，先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*委书记，几乎每天来这里办公。

时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李维汉在《回忆与研究》一书中提及当年开会的情景：“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，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。房间窗前有只小桌子，供开会记录用。”曾出席过几次“福兴布庄”内举行的*治局会议的*玠然也谈到，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，其他同志围绕发言谈看法、意见。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，他了解情况多，分管的工作多，准备又充分，事先写好发言提纲，发言中涉及最多的是苏区工作和*事斗争。

那时，邓小平担任中共六大后的中共中央秘书长，也常来这里布置*中央的日常工作。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秘书处，下设文书科、内交科、外交科、会计科和翻译科共五个科。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、密写、收发和分送，中央和顺直、满洲、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等地*组织的联系，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，*的经费收集、汇兑和管理，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。可谓环境险恶，事情繁杂，任务艰巨，邓小平充分发挥了他“一号大秘”的才干。

邓小平办事机敏干练。他以杂货店老板、古董店老板等职业为掩护展开工作，这些店铺实际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。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，中央领导人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点和改名换姓。领导人之间彼此不知道住处，秘书长邓小平则要掌握所有中央领导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。并且，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掌握。

因此，邓小平对上海的大街小巷、纵横交错的弄堂非常熟悉。新中国成立后视察上海时，他还能叫出很多街道的旧名。在上海的工作相当危险。邓小平回忆说：“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，非常的艰苦，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，我们没照过相，连电影院也没去过。”

中共“六大”以后*中央*治局机关旧址铭牌

他曾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一次是年4月15日上午，邓小平与罗亦农接头。两人谈完工作，邓小平刚走出房屋的后门，租界巡捕就从前门闯入。他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成员悄悄用手一指，就知道出事了，马上快步跑开。还有一次，中央特科得知租界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寓所，就让相关人员紧急撤离，但同住的邓小平因外出办事无法通知。当邓小平返回时，刚敲门想进去，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，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，立即转身就走。事隔多年之后，邓小平还回忆此情形：“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。那个时候很危险啊！半分钟都差不得！”

在沪工作期间，邓小平和张锡瑗结成夫妻。张锡瑗与邓小平既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，又是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同事，两人志同道合，情趣相投。年春节后的一天，他们的简朴婚礼在上海广西路（今广西中路）四川馆子“聚丰园”举行，周恩来、邓颖超、李维汉、王若飞等30多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参加。此后半年多，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一起住在一幢石库门房屋里，周恩来、邓颖超住在楼上，邓小平、张锡瑗住在楼下。逢周恩来、邓小平一起去外地办事，张锡瑗就会在夜里到楼上陪伴邓颖超。

年夏，邓小平按照*的指示，告别妻子张锡瑗，作为*中央代表秘密前往广西，与张云逸、韦拔群等领导百色起义，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。年，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，这时张锡医院，准备分娩。后来，孩子难产，好不容易生下孩子，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，因当时医疗条件所限，张锡瑗不幸早逝，孩子不久也夭折。邓小平强忍悲痛毅然重返广西前线。同年2月初至4月，他秘密回到上海向*中央汇报工作，在上海又工作了两个月。

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，很低调地说：“我二十三岁就当中央秘书长。要讲马列主义水平，说实在的，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，经验也不多。刚从国外回来，担任中央秘书长，这是个不低的岗位，但还是承担起来了。”

繁华深处的革命印迹

这一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存在达3年之久。直至年4月25日，中共中央*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。经钱壮飞火速密报，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，指示*中央秘书*文容及时通知熊瑾玎夫妇转移出去，使*中央机关免遭破坏。夫妻俩迅速将中央文件等转移至法租界一幢楼房里，“福兴商号”结束了秘密使命。当他们搬走3天后，医院打听楼上住户熊老板的去处。

中共中央*治局机关旧址（-）今貌

年下半年，周恩来在中国共产*代表团驻沪办事处（对外称“周公馆”）工作生活期间，有一次见到熊瑾玎夫妇。周恩来非常高兴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应去看看当年的旧址（即中共六大后中央*治局机关），这次不去，不知何时能再来上海。”周恩来还嘱咐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祝华驾车陪同他们前往旧址。夫妇两人来到旧址，遇见了当年几户老居民，还特地在旧址屋内和门口摄影留念。朱端绶将这几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。后中共*组织安排他俩撤离上海回延安，为防止路途上被敌人搜去，朱端绶将这些照片缝在棉衣的夹缝里安全地带到延安，一直珍藏了近半个世纪才捐赠给纪念馆。

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。20世纪60年代,周恩来总理为他们出具了一份亲笔证明：“在内战时期,熊瑾玎、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,出生入死,贡献甚大,最可信赖。”

年，周恩来的亲笔手书。

岁月疾驰，直至年10月，相关工医院的周生赉医生，并在年8月出版的《上海市行号路图录》中，查得云南中路医院，而号以前就是云南路号。并与朱端绶珍藏的照片核对，由此锁定六大后中央*治局机关的确切位置。

中共六大以后*中央*治局机关旧址是上海市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史迹，如今，按“修旧如故，恢复原貌”原则，六大后中央*治局机关旧址已完成修缮并对外开放。

革命风云不曾远去，繁华城市深处的红色基因隽永长存。

　　　　

栏目主编：*玮

　　　　

本文作者：李忆庐

　　　　

文字编辑：许云倩

　　　　

题图来源：本文照片由作者拍摄或提供。题图为天蟾舞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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